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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智库的成长:长江教育研究院十年探索之路
——访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周洪宇(下)

发布时间:2017-08-23    来源:《世界教育信息》2017年第4期
导读
长江教育研究院是在中国实力不断增强的历史背景下,为探讨教育发展问题、研究教育政策,为教育改革发展创新献计献策而诞生的。这是继高等院校、教育行政部门直属科研院所之后的另一股教育科研力量,也是全国第一家由出版集团出资支持的教育研究机构。因此,长江教育研究院具有其独特的性质与优势。
访谈要点
  四、长江教育研究院通过探索新的研究机制,组建了一支队伍,凝聚了一批专家,明晰了方向和重点,开展了课题研究
 
  《世界教育信息》:长江教育研究院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哪些特色?
  周洪宇:长江教育研究院是在中国实力不断增强的历史背景下,为探讨教育发展问题、研究教育政策,为教育改革发展创新献计献策而诞生的。这是继高等院校、教育行政部门直属科研院所之后的另一股教育科研力量,也是全国第一家由出版集团出资支持的教育研究机构。因此,长江教育研究院具有其独特的性质与优势。
  从性质上看,长江教育研究院可以说是一种新型“混合制”。它由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发起,以大学的学术机构和人员为主力,以大型文化教育出版企业为依托。湖北省教育厅是发起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是参与单位,长江出版集团(后来的长江出版传媒有限公司)是具体承办单位。行政部门虽然是发起单位,但只指导而不领导;大学学术机构和人员虽然参与,但只参与而不参办;文化教育出版企业虽然承办,但注重社会效益远甚于经济效益,体现了当代新型企业家的长远眼光和社会责任感。这也是当代中国企业家中极为难得的一种优秀品质。从这里,人们看到了未来中国企业家与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与社会大众之间良性互动、健康发展的巨大可能性。
  长江教育研究院集中了国内一批优秀的教育专家队伍,搭建了一个以文化出版企业为支撑、联系相关教育专家和教育管理部门的平台,探求一种以政府指导为原则、学术研究为基础、文化出版为手段,政、产、学、研各自优势相结合的体制,为促进教育的更好更快发展,提供高质量的政策理论支撑、人才支撑和产品支撑,开辟了新道路。这样一种研究体制与运行模式在国内罕见,也是湖北省在体制机制改革方面的一种大胆创新。
  长江教育研究院成立十余年来,发扬“敢为人先”的精神,通过探索新的研究机制,组建了一支队伍,凝聚了一批专家,明晰了方向和重点,开展了课题研究。在长江出版传媒有限公司的支持下推出了一批优秀成果,特别是持续开展教育政策研究,提出许多有价值的教育政策建议,推动了教育改革、发展和创新。
  长江教育研究院的性质、机制和运行模式,与现有国内外有关新型社会智库的界定,似乎都不相吻合。它不是政府内设的政策研究机构,不是用国家财政资金举办、为官方决策提供政策咨询的政策研究机构,也不是各类党校、行政学院的政策研究机构,更不是大学等学术机构的政策研究机构,也不是企业为自身发展而特设的政策研究机构,而是力倡教育公平,注重提高教育质量。近十年来,长江教育研究院陆续提出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全免费、教科书免费、中等职业教育免费、建立高中贫困生资助体系、改革高等教育助学贷款制度、实施全国校车安全工程、建立教师统一资格考试制度、城乡教师统一编制制度、区域教师合理流动制度、教师考核与退出制度,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以区域突破带动教改全局,呼吁切实保障并建立教育投入长效保障机制,重视第三次工业革命及其对教育的挑战,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加强教育法治建设,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等政策建议和议案,通过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反映到国务院及教育部、财政部、发改委、人力资源保障部、工信部等部门,最终促成了有关政策和法律出台。它对长江出版传媒有限公司的贡献在经济利益上是有限的,更多的是一种社会知名度与美誉度。它更热衷于追求国家的最高利益和全民的整体利益。这应是未来中国新型社会智库,特别是教育智库的发展方向之一。
 
  五、建设中国立场新型教育智库,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意义重大,使命光荣
 
  《世界教育信息》:您认为,中国教育智库未来发展的方向在哪里?
  周洪宇:我以长江教育研究院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历史已然过往,未来更待开辟。长江教育研究院从建立至今,已走过了十余年的历程。与时代同脉搏,伴国家共成长,其间既见证社会进步,又经历自身艰难曲折,可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十年艰辛,终于有所作为,但不可丝毫自得,未来仍需努力。
  首先,在战略定位与追求上,作为一家有理想、有追求、有目标的中国立场的新型教育智库,未来的长江教育研究院应体现“全、特、专、实”的战略定位与追求。
  第一,应具有全球视野。201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立场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意见》在中国立场新型智库的功能定位上明确了“公共外交”的职能,同时,在基本标准上强调具有“开展国际合作交流的良好条件”。作为中国立场新型教育智库,长江教育研究院应具有广阔的视野,从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中,在国际教育改革发展大背景下,把握中国教育的战略定位,提出中国教育的应对策略;同时,应依托高水平教育研究,积极参与国际性教育议题的设置、研究和交流合作,推荐知名智库专家到有关国际组织任职,广泛传播中国的教育实践经验和政策主张,增强在国际教育媒体和国际组织平台的话语权,把中国教育理念和教育主张有效传播出去。最近,长江教育研究院拜访了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就在美国建立分院事宜进行了交流。
  第二,应具有中国立场。智库的发展应遵循智库建设的一般规律,在智库发展相对比较成熟的西方国家,其智库在运作方式、发挥功能的方式等方面积淀了一些比较成熟有效的经验和做法。但智库在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别特点,即便在西方国家内部,这些特点也是十分明显的。中国新型教育智库应具有中国立场,坚持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同时,要负有国家使命,体现国家利益,创造并形成具有中国立场的理论政策概念或关键词。例如,长江教育研究院近年提出的与美籍华人学者林毓生的“创造性转化”和李泽厚的“转换性创造”相区别的“新轴心时代”中国教育的“再生性创造”,学位制度上有别于美国社区教育“副学士”“协学士”、更有中国立场的“工士”制度等,就是期冀争取中国的话语权,在国际学术界、教育界占有应有的一席之地。
  第三,应具有专业能力。在中国立场新型智库的基本标准中,《意见》提出要有“特色鲜明、长期关注的决策咨询研究领域及其研究成果”“具有一定影响的专业代表性人物和专职研究人员”等,这些标准设置的背后,都意在推动各智库避免重复建设,防止一哄而上和无序发展,提出了差异化、专业化的智库发展思路。中国立场新型智库要求教育智库应实现精细化发展,而不是做谁都能做的事。长江教育研究院要集中力量“把一壶水烧开”,创出自己的品牌,形成自己的专业品质、专业优势、品牌优势,在一些重点领域形成核心竞争力,研究成果具有战略性、前瞻性、思想性、客观性、可操作性。
  第四,应具有实践导向。高度重视成果的传播与推广是世界知名智库的一个共同特点。中国立场新型教育智库不仅要努力拿出具有战略性、前瞻性、思想性、客观性的研究成果,还要具有可操作性,努力推动成果转化和落实,千方百计地让智库的“谋划”转化为党和政府的决策,让智库的“方案”转化为实际行动,让智库的“言论”转化为社会共识。长江教育政策研究院还将更多地通过“北京·长江教育论坛”、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民进中央等多个平台,通过全国人大议案建议、全国政协提案以及党派统战系统等途径,将自己的教育政策建议努力转化为推动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政策,以充分体现其作为教育智库的实践导向性。
  其次,在机构转型上,按照中国立场新型智库“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的总定位,教育智库“创新理论、服务决策、指导实践、引导舆论”的基本定位,以及“全球视野、中国立场、专业能力、实践导向”的具体定位,未来长江教育研究院应努力实现五大转型。
  第一,实现研究人员的转型。由重学历向重阅历转变。长江教育研究院与一般研究机构不同,其研究人员除应有一定的学历外,应更重视阅历,即相关岗位的实践经验,经历越丰富、人脉越广,越受智库欢迎,这是由智库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我国传统意义上的智库,主体是由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组成,很少有在决策部门任职的经历。我国智库专家与发达国家智库学者的最大差距是阅历不足,今后应推动党政机关与智库之间人才有序流动,推荐智库专家到党政部门挂职,推荐知名智库专家到有关国际组织任职。
  第二,实现研究内容的转型。长江教育研究院要由注重学术理论问题研究为主向聚焦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主转变。重点要围绕教育政策研究的学术前沿,自主开展教育政策理论研究、教育政策的历史与沿革研究,以及重大议题的前瞻性与储备性研究;围绕国家和区域重大教育政策急需,开展教育政策热点和难点问题研究,重大教育政策专题研究,以及各种中长期或应急性的重大课题研究和案例总结研究;围绕重大政策的实施效果,开展重大政策的比较研究、政策实施过程跟综评价、政策调适、风险预估与防范等研究。
  第三,实现研究技术的转型。《意见》提出,“推进研究方法、政策分析工具和技术手段创新,搭建互联互通的信息共享平台,为决策咨询提供学理支撑和方法论支持。”以往,教育科研工作者在做研究时,普遍采用的技术方式还是传统文献研究,也有一些采用问卷调查研究。但在大数据时代,必须借助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平台进行工作,才能实现更大范围、更远距离的调研与交流。例如,兰德公司的许多专家是数学家和统计学家。又如,美国东西方研究所为了研究网络空间政策,专门从从事网络研究的贝尔实验室挖来一位技术专家进行政策研究。因此,长江教育研究院应加快研究方法和手段创新,实现由传统文献研究、问卷调查向依靠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平台等新技术转变。
  第四,实现成果应用的转型。长江教育研究院要由过去的注重学术理论成果发表向重视成果转化、产学研一体化发展转变。教育科学研究工作,大多注重学术理论的研究,并且有了研究成果选择公开发表,虽然有些成果在社会上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价值,但是大部分成果在发表后就被束之高阁,并未发挥应有的经济社会价值。长江教育研究院应以问题为导向,重视成果转化,并积极通过产学研一体化促进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
  第五,实现科研组织形式的转型。长江教育研究院承担的多重使命,要求科研组织形式实现由单学科、个体化的科研组织形式向跨学科、组织化的协同创新模式转变。正如中央党校校委委员、科研部主任梁言顺所指出的“智库,胜在智,强在库。这个智,不单单是锦囊妙计,而是智慧谋略;这个库,超越了‘幕僚’‘师爷’层面,体现为系统的组织性力量”。《意见》明确提出,智库要重视决策理论和跨学科研究。长江教育研究院的组织体制就是跨地域、跨学科、跨部门的开放式的协同创新联合体,为有效开展重大战略性、前瞻性、针对性的政策研究提供了组织保障。
  再次,在运行机制上,长江教育研究院应注意创新发展,从智库的组织管理体制、研究体制、经费管理制度、成果评价和应用转化机制、国际交流合作机制五个方面开展创新,努力建设一套“治理完善、充满活力、监管有力”的运行机制。
  第一,建立协同创新机制。《意见》指出,要“鼓励智库与实际部门开展合作研究,提高研究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鼓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府参事、文史馆员与智库开展合作研究”。因此,应紧紧围绕教育重大问题,建立与党政机关、高校、科研院所协同创新的开放式工作机制,形成研究合力。当前,长江教育研究院应重视以国家“2011协同创新平台”为基础,加快组成我国高端教育智库。
  第二,建立快速反应机制。长江教育研究院应服务党和政府各项教育重大政策需求,提升快速反应能力,通过先期储备研究、先进的研究手段、广泛的调研网络,迅速开展研究,形成有深度、有见地、可操作的研究成果。
  第三,建立课题选题机制。长江教育研究院应探索成立由国内外顶尖专家学者组成的选题委员会,形成科学有效、适度超前的科研选题机制,规划长远和年度重点研究课题,全面优化研究领域和选题方向。
  第四,建立科研组织机制。长江教育研究院应探索建立团队合作、联合攻关的工作机制;逐步实现从个人兴趣向服务国家、服务大局转变,从分散的、个体化研究向团队合作、协同创新和“跨界”研究转变。实行课题负责人制度,根据课题需要组建跨部门、跨领域课题组,集中优势力量并有效整合各种研究资源,参与决策咨询研究。
  第五,建立成果审核机制。长江教育研究院应实行研究成果分类送审制度和质量把关制度,形成高标准、严密规范的成果质量保证体系。
  第六,建立激励导向机制。长江教育研究院应建立以激励为导向的成果评价机制。提高科研组织、课题评审和业绩评价的透明度,强化竞争,提高评审标准和淘汰率,加大对优秀成果的激励力度。从重论文、著作向重完成上级管理部门任务、服务决策转变。以关注实绩为用人导向,结合公推公选、公开竞聘等选拔制度,为优秀人才的全面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平台。
  第七,建立项目管理机制。长江教育研究院应以问题导向和前瞻导向相结合实施科研项目管理机制。需求导向、问题导向、项目导向是目前教育科研的三大动力源。针对群众的教育需求,瞄准教育的现实问题,通过课题立项的形式,进行前瞻性研究,着力提高政策建议对决策的实际应用价值和理论价值。
  第八,建立数据支撑机制。大数据已经渗透到当今每一个行业和业务职能领域,数据分析能力正在成为组织的核心竞争力。长江教育研究院应建立各类教育数据库,形成一批具有集成优势的智库研究平台。坚持用事实说话,用数据说话,通过对数据的定量、定性分析,为教育科研提供全方位的更具专业性和个性化的服务。
  最后,在构建发展格局上,长江教育研究院应继续完善“三位一体”大格局,探索中国立场新型教育智库发展之路。
  长江教育研究院通过十余年实践探索,逐步形成了“政策研究、产品研发、咨询评估”的工作模式,搭建起一个以教育出版企业为支撑、联系相关教育专家和教育管理部门的平台,探求一种以政府指导为原则、学术研究为基础、教育出版为手段,政、产、学、研各自优势相结合的体制。这种研究体制与运行模式在国内外很少见,是一种混合制研究体制和模式,属于地方性的模式创新。
  长江教育研究院应努力构建“三位一体”大格局,这里的“三位一体”主要包含四层含义:在产出上,强调“出思想、出人才、出产品”;在功能上,强调“政策研究、产品开发、咨询评估”;在研究力量上,强调“政府、学界、企业”协同创新;在学术态度上,强调“民间立场、建设态度、专业视野”。“三位一体”大格局的具体推进路径有三条:一是深入开展教育政策研究,二是加强教育产品研发,三是开展教育咨询评估。
  目前,长江教育研究院最薄弱的环节是教育咨询评估,而这也是当下教育体制改革的重点所在,需要进一步加强。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委托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估监测”。长江教育研究院作为社会智库,始终把履行社会责任放在首位,“管办评分离”为社会智库服务教育拓展了空间。2015年年初,长江教育研究院正式下发了《教育评价研究中心组建方案》,强调要遵循教育评价的客观规律,坚持教育评价实践、教育评价理论研究和教育评价咨询相结合,坚持“标准科学合理、程序严格规范、结论客观公平”的评价理念,以高水平的专家队伍建设、清正廉明的评价作风建设和务实高效的评价组织行为保证质量的三大支柱,努力把长江教育研究院教育评价中心建成“省内有权威、国内外有影响”的专业性教育评价研究机构。
  通过近十年的努力和实践,长江教育研究院的教育智库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许多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建议,成为国内重要的社会智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建设中国立场新型教育智库,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意义重大,使命光荣。长江教育研究院将在今后的岁月里,不断创新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为促进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促进国家教育治理现代化,提升教育软实力作出其应有贡献,并为中国教育智库发展探索一条可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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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洪宇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

采访:

编辑:吕伊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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