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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育外事工作促进教育交流合作、教育科学研究
——访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王晓阳

发布时间:2019-01-09    来源:《世界教育信息》2018年第23期
导读
2004年1月-12月,王晓阳教授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教育政策系从事访问研究。2005年7月-2009年7月,王晓阳教授受教育部选派,任中国驻美大使馆教育处官员,主要从事教育调研、教育交流、教育宣传工作。驻美使馆工作期间,他多次与美国联邦教育部、国务院教育文化局、美国国会联络,参与安排中美高层领导人访问、组织相关研讨会等事宜,并参与2009年“中美高等教育交流合作联合声明”的谈判、起草及中英文版本定稿工作。他还曾应邀到美国科学基金会、美国研究生院理事会、美国大学联合会、美国教育理事会等机构及大中小学发表演讲,介绍中国教育情况。其主要调研与联系的大学包括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马里兰大学、乔治城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宾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为了解教育外事工作的具体开展过程,本刊对王晓阳教授进行了专访。在专访中,王教授指出,教育外事工作能够促进国家间的教育文化交流合作;教育外事经历能够促进教育研究工作;教育外事人员不仅要英语过关,还要了解所在国文化习俗;教育国际化、教育信息化和教育产业化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发展趋势。
访谈要点
  一、教育外事工作能够促进国家间的教育文化交流合作
 
  《世界教育信息》:尊敬的王教授,您好!您曾经担任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教育处官员。外事工作在旁人看来似乎比较神秘,首先请您谈一谈教育外事工作的感受。
  王晓阳:2004年,我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做访问学者,年底的时候受教育部的选派,于2005年到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教育处工作。我的教育外事经历时间为2005年7月到2009年7月,在这4年中,我对于中美之间的教育交流合作有着亲身经历。这段时期,美国是小布什总统执政,中美双边关系相对比较稳定,发展势头良好。中美双方高层首脑交往也比较频繁,教育交流合作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当时,我们在大使馆的工作也见证了中美教育交流的可喜局面。比如,随着中国对外汉语推广工作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美国学生开始学习汉语,越来越多的美国高校开设汉语专业(包括中国研究专业),孔子学院在那一段时间里发展很快。到我2009年离开的时候,美国孔子学院达到了40多所。同时,美国来华留学生的人数也增长很快,其中也有中国政府奖学金这一利好措施的原因。
  从具体的工作任务来看,我侧重于与美国国务院、联邦教育部和高校加强教育文化方面的合作。我到上述机构做了非常多的调研,以此借鉴美国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美国联邦政府教育政策制定的经验。2009年,我回到中国之前,正好赶上我国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我和同事们为配合纲要制定所做的美国教育的调研报告起了很大的参考作用,得到了国务院领导的肯定和通电嘉奖。教育外事调研对我国的教育改革、政策制定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我对此感觉很是欣慰。我回国的时候也总结了那4年调研工作的心得体会和方法并整理成文,发到教育部国际司,后来被人事司编入驻外干部培训教材,也算是我对于教育外事工作的一点贡献。
 
  《世界教育信息》:在这几年的工作中,您和美国哪些政府机构打过交道?
  王晓阳:我们和美国联邦教育部的接触是最多的,具体到人来说,和其所属的副部长、司长打交道比较多。我国的领导人和教育部长访问的时候,我们需要帮助安排行程。因此,我们就要和美国联邦教育部的这些高层官员接触、商讨,然后安排领导人访问日程。其中,我觉得最值得一提的有趣经历,就是美国人的工作方式。他们把工作和生活分得很开,从来不把自己的手机号留给别人,跟他联系只能用电子邮件或者是办公电话。如果他不在的话,只能给他语音留言——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找到他。美国人觉得在业余时间你不该去打扰他。而且,一般情况下,他不太会请你吃饭、喝茶,只有成为好朋友之后,才会邀请你一起去西餐馆吃牛排,但是这种情况极少。
 
  二、教育外事经历能够促进教育研究工作
 
  《世界教育信息》:您认为这段教育外事经历对您现在的教育研究工作有什么帮助?
  王晓阳:我觉得帮助非常大。我的主要研究方向为中美大学教育制度的比较、教育教学实践的比较、教学文化的比较。在使馆教育处工作期间,我参观了美国的很多大学和中小学,接触到很多美国教育界人士,对美国教育实况有了比较感性和全面的认识,搜集到了一手的数据——和仅仅阅读那些研究美国教育的著作、论文等二手文献非常不一样。如果没有实地考察,你就不会知道美国学校里的日常教学和管理活动是怎么进行的。我在美国经常去他们的学校,我的孩子也跟着去那边上学。我在学校开放日的时候去学校听课,跟教师、校长接触。在这个过程中,我就知道美国学校是怎么运作、组织的。比如,你会发现他们的公立中小学系统特别庞大。首都华盛顿附近最富的马里兰州的蒙哥马利县的教育局竟然有2000名工作人员,还不包括教师这种专业人员。我感到很吃惊。我接触到美国学者总是提到他们中小学教育质量差、效率低下。因而,他们就引入市场机制,鼓励特许学校和教育凭证制度,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倒逼公立中小学改革。在这方面美国联邦教育部下了大力气。美国中小学教育的问题比较多,特别是在黑人、西班牙裔聚居区的中小学教育质量相对较差。比如,华盛顿市的高中生能拿到毕业证的还不到一半,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华盛顿的非裔人口较多。
  当然,美国在教育方面也有值得我们借鉴的方面。比如,教育系统中比较民主的决策方式、调动基层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等,这些是比较好的方面。此外,美国在很多方面也值得我们学习,如环境保护、法治化程度、市场经济完善等,但是你也会看到他们的一些问题,包括枪击、抢劫犯罪等——离华盛顿国会大厦不到1英里的地方,有1个晚上发生了连续4起枪击案,可见问题之严重,美国社会学家称枪支犯罪为美国社会的癌症。美国的三权分立制衡制度的一个弊端就是效率低下。比如,他们有个教育支持项目,联邦政府会给地方学校资金让其组织教师和社会力量在学生放学后进行一些课余活动。但是,即便是这种很有意义的项目,因为民主党、共和党的推诿,事情决定不下来,项目后来就终止了,美国的教育官员也跟我们说这件事实在是太遗憾了。在他们那种制度下,有些正确的事情也做不了决策。因此,他们的制度中也有一些缺点,这些也是我们通过实际接触才了解到的。
 
  三、教育外事人员不仅要外语过关,还要了解所在国的文化习俗
 
  《世界教育信息》:您认为好的教育外事工作人员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王晓阳:我觉得首先是英语要过关,另外还要通过英语了解所在国的文化习俗。我们在和外国政府官员交流的时候,不能带有成见,不能用我们自己的立场和价值观来看他们国家的一些做法和状况。这个时候,如果你先入为主,那你对别人的看法可能会带有偏见。比如,我们刚说的美国中小学质量较差,在国际学生评价项目中排名很低。但这是否就说明美国的基础教育一无是处了呢?他们也有积极的方面,我曾经采访过在美国公立高中排名第一的托马斯·杰弗逊科技高中的校长,他原来是教数学的,来中国人大附中交流过。他说中国学生确实会考试,但是他认为最应该关心的是学生是否有一种批判性和创造性的思考能力——他更重视的是那种高阶的教育目标而不是学生在试卷上答出来的教师课堂上所教的内容。他举例称,数学上的代数、几何课程有证明题,按照中国老师的做法就是在课堂上黑板上把证明的步骤一步步写出来;而在美国教师看来,根本没有必要把证明的步骤在黑板上写下来,因为那种步骤在网上很容易就能找到,学生完全可以自己去看。他们的学生在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方面确实比我们要强。我们之前的目标就是“双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而对于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是近几年才提出的。当然我们现在素质教育也强调创造能力、动手能力,这两种能力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世界教育信息》:您刚才提到了数学教学,英国引进了上海的数学教材,您是怎么看这件事的呢?
  王晓阳:其实,这个问题也要一分为二来看。英国、美国的基础教育确实有比较薄弱的一面,如学生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训练不够重视等。但是问题就是你在教育制度设计、教育目标设定的时候把这些目标放到一个什么位置。在美国原有的教育制度中,并不把基础知识或技能的掌握作为高阶的教育目标。他们认为,这个目标都是不够的,还必须具备独立判断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我们的教育在这些方面不足,因此就要互相学习借鉴。这方面也有很有趣的例子,比如美国人的口算能力很差,乘法口诀都不会。据说40%的美国成年人在餐馆里究竟要给多少小费他都算不清楚。这方面他们是有不足,他们也在向我们学习。但我们绝对不要因为这个而沾沾自喜,他们向我们学习怎么开展有效的基础知识教学,我们向他们学习优秀的方面。
 
  《世界教育信息》:从文化角度,中美教育之间有什么差异?
  王晓阳:从文化角度,我觉得中美两国一个最重大的差别,就是美国是一个奉行个人主义的国家,而中国是社会本位文化的国家。美国的个人主义实际上是有来历的。英国的清教徒受到迫害,这些清教徒是有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的,他们被迫移民到美国——他们是非常敢于冒险的一批人,而且是特立独行的一批人。他们当时在美洲大陆的蛮荒之地要立足,就形成了美国人那种独来独往甚至有些孤僻忧郁的性格。费孝通先生在他的书里就写道,美国人与欧洲人、中国人非常不一样的就是前者在立国的过程中,要完全靠自己,土地要靠自己开垦。因此,美国人的拓荒精神就产生了。这种美国式的个人主义影响到美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比如,美国的“小政府大社会”——美国有一个说法,“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政府就是问题本身”,这是美国里根总统的一句名言。由此可见,美国就是不相信政府。因而,美国联邦政府不能背上太大的开支包袱,这相应就会影响到教育方面,共和党执政时期的联邦教育部经费缩减,而民主党就会给教育方面增加一些经费。尽管两党的立场不同,但总体来讲,美国文化不会让联邦政府的教育部门过于庞大,教育经费开支也不能过多,由此导致美国联邦政府对美国教育的控制力是比较弱的,从法律的角度来讲,美国联邦政府对教育没有控制权,这一点尤其体现在高等教育方面。美国公立高等教育的控制权隶属于各个州,这就是文化派生出来的。
 
  四、教育国际化、教育信息化和教育产业化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发展趋势
 
  《世界教育信息》:作为一名有教育外事经历的学者,请您谈谈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高等教育的现状与趋势。
  王晓阳:经济全球化要求世界上的资本自由流动。因此,经济全球化就要求各个国家政府之间关税要降低、管制要减少。这种全球化的大趋势对教育的影响首先就是教育国际化。所以,刚才我们谈到中美教育交流合作发展较快,其实也是顺应了这个需要。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美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教育也要跟上这个趋势。中美之间的经济交流合作、商务往来,包括教育科技合作都需要人去发展。这样的人就需要靠大学教育来培养,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途径,相应地,高等教育交流合作都服务于此。双向留学的发展,包括教育文化交流、汉语言的推广和发展,都和经济全球化是有关系的。
  第二个重要的趋势就是教育信息化,网络使整个地球成为一个地球村。近些年来,世界名校都在大力推动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的发展。那么,信息化、网络化产生的一种结果就是很多优质的教育资源可以给更多国家更多的人共享,我觉得这是有非常大的积极意义的。但同时在信息化的过程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有些人过于迷信信息化或者“世界是平的”这种观点——好像就是说网络可以把世界“彻底变平了”,其实这个还远远达不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不同,应用网络来学习和利用资源的效果就不一样。比如,大家都在网上选修哈佛大学的幸福课,一开始有10万个甚至更多的人来选,但是最后可能只有几千个人修完了那门课的学分。这说明更多的人在凑热闹,他们并不是真的有学习该门课程的需求和动机。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有时候也像“一种泡沫”。实际上,我们从历次的技术手段革命的结果都能得到一个教训——不要过于迷信技术的力量。技术毕竟是为人所用的,它是种工具。社会面貌的改变、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经济的繁荣都是要靠人去创造的,技术要服务于人。
  第三个趋势就是教育产业化。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我国普遍反对教育产业化的提法。当然全面的教育产业化是有问题的,但部分层次,比如义务教育以外层次和私有制学校产业化是可行的。所以,全国人大通过了《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正案,提出来对营利学校与非营利学校分类管理。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教育产业化和经济全球化是密切联系的。因为经济全球化导致市场经济在发展,高等教育要服务于市场经济的需求,所以市场经济、企业运作的方式也需要用到大学的管理上。我们国家的公办、民办高校现在也正在接受成本核算、企业管理等概念。因而,教育经济学在近几年也成为一个显学。面向市场有积极意义,因为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专家学者都需要把知识转化成一种真正的社会实践。这个过程有积极的意义,可以作出社会贡献,直接推动社会的进步发展,创造就业等。但这也可能带来负面的影响,可能会导致教授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市场化方面。这样,教学的责任与义务、基础科学的研究有可能会受到忽视,教育科研的质量就有可能会下降。因而,高等教育面向市场既有进步的积极意义,也有消极影响。这里面就要讲究平衡,掌握一个度,对大学管理者、大学教师都是一个挑战。掌握好一个度,可能就达到一个良性循环而相互促进。大学面向市场更多体现的就是服务社会的职能。如果教师在社会的咨询服务活动中取得的实践经验能够反过来用到学校的教学、科研当中,那就能够发挥一个相互促进的作用。比如,法律系的教师参加一些审判、法律咨询、法律援助活动,反过来这些实践经验可以被运用到学校的本科生、研究生教学当中去,这就能发挥一种积极的作用。
  总之,高等教育国际化、信息化和产业化三个方面,都需要以一种比较全面的观点来看待,看法偏颇就可能会导致一些错误的结论,正确的认识可以让我们看清这个全球化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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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阳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

采访:

编辑:吕伊雯

采访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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