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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学评鉴看两岸高教面临的挑战兼论全球时代华人教育模式

发布时间:2016-11-03    来源:周祝瑛[台湾]
导读
近年来,高等教育中的“全球化”与“本土化”议题备受瞩目。随着大陆经济与政治实力的崛起,加上具有华人背景的学生在各种国际学生评估(如PISA)中成绩优异,愈来愈多的人开始关注教育与大陆日渐兴起的关联。根据台湾大学黄俊杰教授的说法,传统文化中儒家教育的结构性基础包括:以父子关系为主轴的社会结构,其具有连续性(continuity)、包容性(inclusiveness)、无性性(asexuality)与权威性(authoritarianism)等特征;通过考试制度与官僚制度相结合,形成超稳定社会。长期致力于研究全球华人心理学的黄光国教授,在《儒家思想与东亚现代化》一书中提出近年来东亚社会经济发展的三大因素:政治及法律、经济及地理、社会及文化,其中以社会及文化因素最为基本。而东亚国家取得的经济成就乃是良好的政策与社会文化因素互动后,克服不利的经济及地理因素所达到的。儒家文化圈具有以下社会特质,间接促进当地高度的经济成长与社会发展。
  一、前言
 
  近年来,高等教育中的“全球化”与“本土化”议题备受瞩目。随着大陆经济与政治实力的崛起,加上具有华人背景的学生在各种国际学生评估(如PISA)中成绩优异,愈来愈多的人开始关注教育与大陆日渐兴起的关联。根据台湾大学黄俊杰教授的说法,传统文化中儒家教育的结构性基础包括:以父子关系为主轴的社会结构,其具有连续性(continuity)、包容性(inclusiveness)、无性性(asexuality)与权威性(authoritarianism)等特征;通过考试制度与官僚制度相结合,形成超稳定社会。长期致力于研究全球华人心理学的黄光国教授,在《儒家思想与东亚现代化》一书中提出近年来东亚社会经济发展的三大因素:政治及法律、经济及地理、社会及文化,其中以社会及文化因素最为基本。而东亚国家取得的经济成就乃是良好的政策与社会文化因素互动后,克服不利的经济及地理因素所达到的。儒家文化圈具有以下社会特质,间接促进当地高度的经济成长与社会发展。第一,高成就动机的群体主义。儒家文化强调人际关系,尤其对其所属社会群体需有强烈认同感与行为成就动机,且认为群体的目标和需求应放在个人之上。第二,强调实用导向的教育功能。“儒家文化圈”的各国皆十分重视教育,在学习过程中强调积极求取问学的态度,虽然个人资质不同,但通过努力可充实自我,即可克服先天之不足。此外,儒家求学的目的在于身体力行,在于应用所学改善社会。因此,上述各国普遍教育水平高、文盲率低。第三,重视维持社会秩序的人伦关系。儒家强调“以和为贵”的中庸思想,重视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的和谐关系,凡事避免“过”与“不及”,以稳定社会秩序。
  总之,儒家内涵温和的伦理规范所维系的大环境秩序,对稳定社会结构颇有贡献,也影响后世教育思想。不过,孔子并未涉及新知识等课题。
  为此,笔者及学者锡东岳等人希望通过多位国际学者的协力编纂合作,以各自视角观览当地教育文化,经由各地华人世界与社群对于教育理念与学校实务等的探究,分析华人圈中是否有共同或差异之处,是否可以归纳出相关的理论模式,用来解释华人教育如何能在全球化竞争激烈化中独树一帜, 并藉由身处不同的地理环境,透过各自局内人与局外人的视角,找出世界各地区华人教育的异同及优缺点。由上述作者所著并于近期出版的《全球化时代中华人的教育模式》一书发现,全球各地华人的教育模式并不局限于单一模式,而是包含三项特征:华人教育模式随着时代变化而持续变动;在近代教育模式的建置与转变过程中,融合了中国儒家与德国、法国、日本、美国、苏联等国的教育经验,可谓具有融合东西教育的特色;随着华人的全球迁徙与移民,各种不同社会情境衍生出符合不同社会需求的样态。在这样多层次的发展下,华人吸收了东西文化的精髓,在世界各地生存和立足。
 
  二、华人高教中学术自我殖民的危机
 
  全球华人基础教育阶段成绩出色,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个因素:传统文化与家庭重视教育、以考试制度选拔人才、教师地位较高,以及重视教育及升学考试的社会氛围等。然而在高等教育的发展方面,相关研究发现,虽然许多研究显示中国的高教模式仿佛是一个融合西方典范与儒家传统价值的混合体,但其实更多地受到了政治的影响。尤其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政策举措不同。作者进而通过对于中国高等教育模式发展历程中的哲学多样性、意识形态以及经济发展需求的分析,区别中国与西方世界高等教育模式的不同。例如,从1900年开始,中国的高等教育主要是在全体大规模的动员之下,希望快速超英赶美,建立强大中国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在高等教育结构的建置方面,通常无法置外于整个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巨变的情况。这样的高等教育模式与西方长期有学者聚集探讨哲学理论、大学研究等逐渐生成的高等教育模式有所不同。
  在高等教育如何摆脱西方殖民与全盘移植误区的讨论方面,学者黄光国通过进一步研究,指出两岸当前学术界中充斥着自我殖民的现象。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出现追随“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的现象,全盘反对传统思想。在这种科学至上的形态下,中国的学术传统致力于借用和仿效西方的研究、理论与模式,忽略了西方国家在建立科学理论过程中所寄存的科学哲学知识论等基础,造成后来的华人学术研究缺少真正对于学术理论建构的创新。即使到了今日,国内外很多华人学者的研究仍倾向于效仿西方模式,缺乏实质的学术贡献。
  如同上述观点,大陆改革开放之后,其高等教育如何通过调整和改革去迎接新世纪的挑战?为此,黄光国教授提出,通过本土社会科学的建构,再造与复兴中华文化,进一步呼吁通过参照西方学术伦理等精髓,建立具有华人文化传统与符合社会真实情境脉络(social contextualization)需求的本土人文与社会科学模式,以避免两岸高等教育的发展出现高等教育全盘西化的现象。
 
  三、SSCI症候群:两岸学术研究异化问题
 
  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如何维持高教的质量,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随着2003年上海交通大学发布“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以论文引用率、获得诺贝尔奖与菲尔兹奖的教授与毕业校友数目、《自然》期刊与《科学》期刊论文数目、SCI和SSCI论文数目等学术数据为排名依据;2004年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与QS合作推出世界大学排名(THE-QS)之后,各国的大学进入了一个全球性的排行竞赛。在追求世界一流的全球化标准下,各国大学学术的评量指标逐渐被量化成诸如学科领域被引用的次数、《科学》及《自然》中发表的文章比例,以及在SSCI、SCI、 A&HCI等引文索引数据库发表的文章数等指标。
  尤其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高等教育的急剧扩张,出现发展质量失衡、教育资源排挤、阶级复制日趋明显等后遗症。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教育主管部门通过修订“《大学法》”等法规,试图从大学财务、国际化、评鉴标准化等制度层面,解决高等教育问题。2005年,为了提高台湾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台湾接连提出《奖励大学教学卓越计划》《迈向顶尖大学计划》,并通过新一批大学评鉴制度,大量引进各种“量化指标”,作为大学质量与绩效的监督与经费补助的依据。尤其大学发展经费与教授等各种学术专题补助必须将在如SCI、SSCI、A&HCI、TSSCI等期刊数据库发表的论文数量,以及国际期刊发表质量与被引用次数(impact factor)作为学术研究的评量标准。这些评量标准造成了台湾学术界以国际期刊论文发表为主的研究取向,中文发表形式渐不受重视;研究议题也尽量符合国际期刊或投稿期刊与主编的要求,而非本土所关注的议题;研究出版形式出现重期刊论文而轻专著、“发表篇数胜于一切”等情况。因上述期刊以英语类居多,于是许多研究论文以英语形式发表。
  然而,上述各项以追求大学卓越发展为目标的背后,充满了以量化评鉴指标为评鉴教师学术表现依据的迷思,不仅忽略了文理领域不同的特性、各学科间的差异,同时加剧了校际间、各学院,甚至各科系间不公平的竞争。
  目前,台湾的大学学术评鉴与各种奖励措施包括教授的各种弹性薪资经常出现文理不分的情况,以及只重每位教师在SCI、SSCI、A&HCI、TSSCI 等期刊数据库发表的论文篇数、智慧财产权、技术转移证明等。以此来评定大学的好坏容易造成以下结果:鼓励以英语发表论文,其他语系包括以中文发表的期刊论文或专著不再具优势;为了提高投稿的录取率,国际议题成为研究主流,本土议题相对不被重视;投稿对象以国外的英语期刊为主,政府与大学奖励着重刊载篇数的多寡而非文章的质量;形成以量化为指标的评鉴机制,加大文理在出版量与资源分配方面的差距;即使是台湾的TSSCI 等期刊,也因为台湾审查委员专业领域狭小、评审委员的人数普遍不足(review and selection pool),加上台湾学术中错综复杂的师徒校友网络,以及华人社会中特殊的人际关系等影响,依然难以杜绝台湾学术派系林立、编辑群偏好不一等因素,难以真正达到公正、专业等标准。
  上述发展引发许多人质疑所谓的全球学术标准,若以在国际期刊数据库所发表的论文数量作为评鉴标准,是否能真正提升整体学术质量?另外,由于文理学科研究典范与发表形式等方面存在差异,理工科的学术社群大多支持这项新的评鉴指标,相反,以人文社会学科为主领域的大学则备受打击,并对此感到隐忧。尤其在2003年10月,台湾各大媒体竞相报导教育主管部门所公布的国际学术论文排名中,以台湾政治大学为首的人文社会学科型大学远远落后于其他理工大学,这种向理工与期刊论文倾斜的政策,持续对台湾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同样,大陆高等教育也存在类似问题。1949年之前,大陆学者主要学习美国和欧洲国家分散和缺乏系统性的理论研究。1949-1979年,从苏联片面学习苏式论述。1979年以后,急切吸收与仿效西方理论,但在融会贯通的全盘理解与选择性借用方面有所不足,在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上缺少创新理论的建构及对外国理论质疑与批判反思。此外,近年来大陆高等教育政策深受世界大学排行榜的影响,许多“211”与“ 985”重点大学也纷纷进行管理体制改革,重视SCI或SSCI出版物等评估系统,形成上述与台湾类似的研究困境,出现了与本土社会问题隔阂等现象。许多研究问题虽然是从本地社会现实出发,但研究结果不能解决本身的社会问题。
  台湾和大陆的高等教育体制、发展阶段与类型也许各有不同,但两者在学术领域面临的问题,显然大同小异。学者李军、蒋凯等的研究指出,大陆高等教育引用上述论文出版作为学术指标都对高等教育研究取向与学术氛围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对于人文社会领域产生的不利影响更加显著。这使得学术界人士的专业文化(professional culture)、学科文化(disciplinary culture)和组织文化(organizational culture)都出现了问题。
 
  四、结语
 
  1956年,英国科学与小说家史诺(C. P. Snow)在《两种文化》(The Two Cultures)一书中,陈述长久以来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传统大学“文、理隔阂”的问题,如当时这些著名大学教授仍维持着正式礼服、集体用餐的传统,席间出现文、理教授座位泾渭分明,只谈各自话题,彼此间毫无交集的情形。为此,史诺提出“两种文化”概念,认为应加强文、理两个领域的沟通与交流,尊重各自领域的特性,允许双方不同的专业分工与想法。
  直到今日,史诺提出的两种文化的隔阂依然存在于台湾社会,即台湾大学中的文、理科系依旧泾渭分明,尤其是理工领域享有越来越多的资源与发言权。例如,在各种奖励补助方面,这些学科一方面占有配合甚至开创地方建设与经济发展的优势,可以通过许多名义申请到各种仪器设备等资源,另一方面享有“科学无国界”的特色,容易以外文(如英文)与计量形式进行发表。尤其近年来,东亚地区的大学,包括台湾与大陆的大学,受到全球化、市场化、标准化三方面影响,大量采用所谓科学化计量指标,代表学界的效能与生产力。
  由于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两者所存在的悬殊差异,在学术评鉴上,应有不同的考量,主管单位更不宜套用统一的自然科学的标准。尤其两岸的人文社会领域界长期受到西方学术殖民的影响,当前以英文发表学术论文的评鉴取向,往往背离了华人文化传统与特定社会情境的需求。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人文社会科学尤应从本国社会与国情为研究背景,不应局限于欧美国家的价值观,而忽略华人教育所特有的优势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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