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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与知之间

发布时间:2017-01-22    来源:《世界教育信息》2016年第24期
导读
1946年12月1日,陶行知灵枢由沪抵宁,葬于劳山之麓。毛泽东向陶行知敬献挽幛:“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2016年适逢陶行知逝世70周年暨诞辰125周年。陶行知教育思想之伟大在于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的融通,在于知与行的辩证。
  1946年12月1日,陶行知灵枢由沪抵宁,葬于劳山之麓。毛泽东向陶行知敬献挽幛:“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2016年适逢陶行知逝世70周年暨诞辰125周年。陶行知教育思想之伟大在于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的融通,在于知与行的辩证。
 
  行是知之始
 
  陶行知穷其一生办教育,为中国教育探寻曙光。1916年,留美学子陶行知致信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院长:“余今生之唯一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他毅然决然回国实现其教育救国之梦,视乡村教育为“立国的根本”,扎根乡村,矢志“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从组建并领导中华教育改进社与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着手,陶行知进而把人民具体为农民。中国以农立国,85%的人口生活在乡村。然而,中国教育走错了路。“中国的教育雨,不落在劳苦人的田园里。中国的教育雨,专落在大都会的游泳池里给少爷小姐玩。中国的教育雨,不肯落到乡下去,灌溉农人所种的五谷。中国的教育雨,不肯落到边远的地带去滋长时代落伍的人民的文化。即使偶然顺着风势落它一阵,也是小雨,不能止渴。”他振臂高呼:“教育必须下乡,知识必须给予农民。”
  何以改造中国乡村教育?在《地方教育与乡村改造》一文中,陶行知写道:“办学和改造社会是一件事情,不是两件事情。改造社会而不从办学入手,便不能改造人的内心;不能改造人的内心,便不是彻骨的改造社会。反过来说,办学不包含社会改造的使命,便是没有目的,没有意义,没有生气。所以教育就是社会改造,教师就是社会改造的领导者。”在此,陶行知把教师置于领导者地位。“农不重师,则农必破产。”要发展乡村教育,就必须要有一批心甘情愿为乡村建设服务的教师。乡村学校不单纯是教育机构,更应该是改造乡村的力量;乡村教师也不应单纯传道授业解惑,更应该是学校和乡村的灵魂,影响并推动乡村进步。陶行知的乡村教育由此得以架构:培养乡村教师,建设乡村社会,改造乡村中国。
  为实现乡村教育理想,陶行知把老山与山麓的小庄改名为劳山与晓庄,取“劳力而劳心”及“日出而作”之意。1927年1月,南京神策门外劳山之麓一僻壤现招生广告一则:初中、高中、大学一年半程度学生;有农事或土木工之经验,及在职教师有相当程度,并愿与农民共甘苦,有志增进农民生产力,发展农民自治力者,皆可投考。同时,特别声明:小名士、书呆子、文凭迷,最好不来。脱下西装革履,穿上布衣草鞋,陶行知缔造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并于1927年3月15日开学(1928年8月更名为南京晓庄学校)。没有校舍,没有教师,便以宇宙为学校,奉万物作宗师。晓庄学校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教育机构,而是作为“改造农村生活的中心”,承担改造乡村之重任。
  由于师生积极参与爱国运动,1930年4月晓庄学校惨遭国民党当局查封,陶行知亦遭通缉。运行仅3年的晓庄学校就此终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面对白色恐怖,陶行知复校计划破灭,只能另辟蹊径。山海工学团于1932年10月1日在上海宝山孟家木桥诞生。“工是工作(Labour)、学是科学(Science)、团是团体(Union)。”这是“大众自己干、小孩自己干”的“自动工学团”。陶行知在宝山彻底颠覆师范教育理念,从孩童身上挖掘师资力量,推出独具一格的“小先生制”,奉行“即知即传,即传即行,知行合一”原则。10个月后,上海涌现1.8万名“小先生”,并遍及全国23个省份。只要每名“小先生”教会两人,则全国两年内便可完成扫盲。工学团传承晓庄学校理念,将生产、教育和生活相交相融。“小先生”,肩负推送教育的使命,哼唱着《小先生歌》,犹如“一根根活动的电线四面八方伸展到社会底层”,犹如“一条条血管,将学校与社会联接起来”。这是继晓庄学校之后,陶行知又一次将乡村教育理念付诸实践。
 
  知是行之成
 
  在哥伦比亚大学深造的陶行知师从杜威,曾坚信用杜威的实用主义可以改造中国社会。杜威的实用主义主张: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然而,深入乡村后,陶行知发现,乡村教育问题不光是教育问题,更是社会问题。仅就教育问题来探讨教育问题,常会陷入思维泥沼,因无解而迷失。在教育、政治、经济三者之间探求内在联系,是陶行知探索社会改造的立足点。在实践中,陶行知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
  生活即教育。“我们要想受什么教育,便须过什么生活。”乡村教育只能依靠乡村生活来实现。就此,陶行知提出生活教育的五大目标:以国术来培养健康的体魄,以园艺来培养农人的身手,以生物学来培养科学的头脑,以戏剧来培养艺术的兴趣,以团体自治来培养改造社会的精神。在晓庄学校,建校舍,做饭菜,养家畜,挑粪便,干农活。大礼堂为“犁宫”,图书馆为“书呆子莫来馆”,厨房为“食力厅”,厕所为“黄金世界”。晓庄生活充溢着诗意。时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赞誉晓庄模式为“现代教育方法中最好的一种”。
  社会即学校。创办山海工学团之际,九·一八事变爆发,随之一·二八淞沪抗战。教育救国又新增一项使命——抗日。全民抗战时期,国土即战场,战场即学校。陶行知向社会索取教育资源。“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即“以大众的工作养活大众的生命;以大众的科学明瞭大众的生命;以大众团体的力量保护大众的生命”。这是“一个小工场、一个小学校、一个小社会”,富有“生产的意义,长进的意义,平等互助、自卫卫国的意义”,最终“产生一个改造社会赋有生活力的新细胞”。工学团实施六大培养:普遍的体力培养、普遍的武力培养、普遍的智力培养、普遍的生产力培养、普遍的政治力培养、普遍的生育统制力培养。远在延安的徐特立视工学团为“整个乡村的范例”。
  教学做合一。如果说“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作为教育理念,那么,“教学做合一”即为教育方法。只有通过“教学做合一”,“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才得以践行。在晓庄学校,“教学做合一”乃校训。在山海工学团,“教学做合一”乃办学原则,统领七项主张: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相学相师,会者教人,不会者跟人学;先生在做上教,学生在做上学,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在劳力上劳心;行是知之始;与大众共甘苦,同休戚,以取得整个中华民族之出路。“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一方面是“生活现象之说明,即是教育现象之说明”,另一方面是“生活法,也是教育法”。其核心乃“做”,“做是发明,是创造,是实验,是建设,是生产,是破坏,是探寻出路”。在晚年,陶行知将三大主张统整为生活教育学说,即“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并熔铸于社会大学。
 
  在行知路上
 
  “两千年前孔仲尼,两千年后陶行知”(郭沫若语)。由文濬而知行而行知,陶行知两度改名,实为以生命来诠释行与知。扬起信仰之帆,荡起生活之桨,远航于问题之海,陶行知劈风斩浪。
  以信仰为帆。早在金陵大学堂就读期间,陶行知在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写道:“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同心同德,必养成于教育;真义微言,必昌大于教育……故今日当局者第一要务……施以相当之教育,而养成其为国家主人翁之资格焉。”出身贫寒,凭借意志与禀赋接受精英教育,陶行知心系人民,视人民为信仰。胸怀人民的陶行知请辞东南大学教职,婉拒各方委任其高官的盛情,积极投身于人民教育事业之中,以“佛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推行平民教育,怀着“改造一百万个乡村”的宏图与“为三万万四千万农民烧心香”的夙愿开创晓庄神话。陶行知进而坚信,人民才是教育创新与改革的活水源头。在晓庄,他拜村民为师;在山海,他育孩童为师。其晚年所创办的社会大学谨遵大学之道,但并非《礼记》所言的大学之道,而是妙手巧改只字,形成独树一帜的陶氏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走在行知路上,就要以增进人民福祉为旨归,对人民怀有敬畏之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办学导向,自觉把教书育人同国家昌盛和民族复兴紧密相连。
  以问题为海。《新华日报》1946年7月27日发表的社论《继承陶行知先生的精神》指出,生活教育“是适合中国国情,特别是适合劳苦大众需要的”。费正清认为:“杜威博士最有创造力的学生是陶行知。”身为留美俊杰、杜威高足、基督信徒,陶行知并未充当美国实用主义的“留声机”与“传声筒”,也从不言必称西方,更旗帜鲜明地抵制“仪型他国”。1929年5月19日,陶行知在晓庄的寅会上说道:“‘教育即生活’是杜威先生的教育理论,也就是现代教育思潮的中流。我从民国六年起便陪着这个思潮到中国来,八年的经验告诉我说‘此路不通’……没有‘教育即生活’的理论在前,决产生不出‘教学做合一’的理论。但到了‘教学做合一’的理论形成的时候,整个的教育便根本的变了一个方向,这新方向是‘生活即教育’。”这是创新,正因为他站在中国本土问题的高度洞悉教育,尤其教育对改造国民、改造乡村、改造中国的重要意义。问题是创新的动力源,创新由问题意识激发。问题何来?来自本土,来自时代,来自人民。走在行知路上,就要聆听本土、时代、人民的声音,并予以回应,由此创新中国教育。
  以生活为桨。旧式教育严重脱离生活。陶行知予以讽刺:“大笼统,小笼统,大小笼统都是蛀书虫,吃饭不务农,穿衣不做工。水已尽,山将穷,老鼠钻进牛角筒。”教育须以生活为土壤,因为“生活主义包含万状,凡人生一切所需皆属之,其范围之广实与教育等”。教育既是“生活的改造”,“一切教育必须通过生活才有效”,其“根本意义”也恰恰在于“生活之变化”。于陶行知而言,生活之精髓乃爱。章开沅指出:“作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他不是单纯的爱的描绘者或歌颂者,而是爱的导师,爱的力行者,爱的创造者。”陶行知的“爱满天下”教育情怀可谓推进其理论生成与实践创新的原动力,生生不息。晓庄就是“从爱里产生出来的,没有爱便没有晓庄”。在育才学校——陶行知1939年怀着“为整个民族利益造就人才”之雄心为抗战烈士遗孤和保育机构难童创设的学校,师生常常以稀粥解饥、以蚕豆下饭。有人劝他放弃办学,何必背着石头过河。陶行知答道:“我背的不是石头,是爱人”,即以民主、大众、科学、创造为四大方针的生活教育。走在行知路上,就要以仁爱之心温暖并成就教育事业,让教育扎根本土、扎根生活、扎根心灵,由此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注:为纪念陶行知诞辰125周年暨逝世70周年,本文作者俞可于2016年10月25-29日率朱远妃等硕士研究生,沿陶行知人生轨迹,重走行知路,本文为此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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