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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科研合作助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武汉大学的探索
发布时间:2019-08-07    来源:《世界教育信息》2019年第9期
导读
文章以武汉大学为例,分析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加强国际科研合作的原因、举措、问题及对策,提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以搭建中外联合科研平台为抓手,以“世界一流学科”为建设重点,以特色学科为突破,做好引领和服务工作,整合资源,对接“一带一路”倡议,实现国际科研合作的全面发展、重点发展、特色发展。同时,文章从学科结构、发展不平衡、全员参与度等方面,分析了国际联合科研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一、国际科研合作是加快“双一流”建设的重要途径
 
  2016年,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十三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文件明确指出,“大力加强高水平国际科技和创新合作,以建设世界一流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为牵引,造就一批具有卓越国际声誉的科学大师、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瞄准世界一流标准,培育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引领一流学科建设”。国际科研合作是高水平重点高校实现迅速发展、提升国际学术影响力的重要推动力。中外联合科研可以凝聚海内外科研创新团队,配合国家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建设,培育国家重大项目和重点专案,为学科的快速发展注入强心剂。[1]
  当前,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主要采用两类国际科研合作模式。一是“自下而上”(bottom-up)、由教师主导(faculty driven)的国际合作,建立在学者个人学术关系和共同科研兴趣之上,形式灵活、讲求实效,但通常规模和影响力较小。二是“自上而下”(top-down)、由学校主导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注重平台搭建,支持力度大,设计合理的平台可以形成集聚效应,产生较大影响。两类科研合作模式需要有机结合,应在全校范围内构建重点突出、特色鲜明、形式多样的国际科研合作助推机制。[2]
  联合科研的蓬勃发展一方面源于教师国际化意识和自身国际交往能力的增强,参与国际科研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增强;另一方面源于可申请的国际科研项目逐年增多,区域性项目、外国政府项目、国际组织项目、基金会项目等种类繁多,如“欧盟地平线2020计划”“中欧科技合作龙计划”“盖茨基金会”等。[3]
 
  二、武汉大学促进国际科研合作的举措
 
  武汉大学的国际科研合作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以教师为主导的个体化活动为主要特征;二是以学科、学院为主体的联合科研平台不断涌现。2006年,武汉大学开始较为集中发展中外联合科研平台,截至目前,已与国(境)外高校共建各类联合科研中心27个,集中在测绘遥感、计算机、水利水电等优势学科。
  (一)以搭建平台为抓手,选取海外伙伴院校,推进学校国际科研合作全面发展
  近年来,武汉大学选取部分重点海外伙伴院校,建设联合研究院,如武汉大学-杜克研究院、武汉大学高等研究院-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国际科学研究院联合创新实验室、武汉大学与美国莱斯大学纳米光学联合实验室、武汉大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医学研究院、武汉大学-英国阿伯丁大学研究院等。
  自“双一流”建设专项经费下拨后,学校为每个校级平台均设立联合科研种子基金和启动资金,为双方学者迅速对接提供支持。武汉大学—阿伯丁大学研究院已启动的2个理工类联合研究中心,均在一年的培育期内成功申请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发表多篇高水平论文。文科类的联合研究中心也以硕士生双学位项目为契机展开合作。在武汉大学-麦吉尔大学研究院的平台支持下,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和人民医院搭建了住院医师培训常态化项目,从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申请到专项经费支持两家医院的医师互访工作,并拟邀请麦吉尔大学的一位院士来校工作,建立院士工作站。
  (二)以“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为重点,做好引领和服务工作,推动科研合作向纵深发展
  武汉大学配合“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计划”,在部分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学科,主动服务,给予政策指导、适当的资源倾斜,回应院系诉求。
  例如,在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测绘遥感学科,学校重点支持建设了诗琳通地球空间信息科学国际研究中心、武汉大学-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地球空间信息联合研究中心、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与美国芝加哥大学空间数据科学中心。其中,以武汉大学-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联合研究中心为基础,成功申报了教育部地球空间信息科学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该实验室在科研、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等多个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参与组织了2017年9月在武汉大学召开的地球空间学术周,在一周内召开9个研讨会,1000多人到会,其中300多位国外学者参会。
  (三)以特色学科为突破,整合资源,对接“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对发展中国家科研数据收集等工作
  近些年,部分特色学科(如水利水电、全球健康等)具有较强南南合作的行业特点,与部分国际组织和不发达国家开展了零散的科研合作。2018年以来,武汉大学整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资源,先后成立了“国际水资源联合研究中心”“‘一带一路’健康研究院”,促进国际科研合作特色化发展,产生更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成果。
  例如,武汉大学健康学院依托“一带一路健康研究院”在尼泊尔、斯里兰卡开展关于抗生素耐药性的数据收集,一年内发表了4篇SSCI论文,并以此为依托,成功获批国家外国专家局项目“‘一带一路’科教文卫引智计划”和英国国际发展部资助课题。该校研究团队更是以该课题为基础撰写了内参,并得到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的批示。又如,水利水电学院与安哥拉、津巴布韦、柬埔寨、老挝、泰国、缅甸、尼泊尔等国家开展多项科研合作项目,并与位于南亚、东南亚的多个国际组织合作,逐渐形成覆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科研合作网络,如与位于尼泊尔的国际山地组织合作,共同开展喜马拉雅山脉研究;与位于斯里兰卡的国际水资源研究所合作,开展节水灌溉研究;与澳大利亚国际开发署合作共同开发泰国等东南亚第三方市场。
 
  三、国际联合科研面临的问题
 
  (一)综合性大学学科结构的局限性制约重大平台的产生
  在国家大力倡导科技创新的背景下,与传统理工类“双一流”建设高校相比,重点综合性大学在学科结构同国际接轨程度和国家需求的契合度上不具有显著优势,在关乎战略前沿和国计民生的重大领域(如先进制造、能源、通信、交通等专业),无法获得发展先机[4]。同时,综合性大学的工科过于“专”,与理工类强校相比,拥有相对较少的国外学术共同体和聚集领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难以吸引国际顶尖专家或团队开展学术交流。
  以“国际化示范学院推进计划”为例,该计划旨在推动教学、科研、管理创新,16所获批学院中有10所为传统理工类强校,集中在土木工程、医学、材料、先进制造等主流学科和国际前沿领域,且在这10所高校中,有5所高校拥有最能代表中国科研实力的“国家实验室”。而“国家实验室”更容易凝聚高水平团队,培育国际科研合作重大项目和平台。以武汉大学测绘遥感国家重点实验室为例,该重点实验室已建立了10个国际科研合作平台,建设成效斐然。2017年,该实验室与美国芝加哥大学联合成立了“社会地理计算联合研究中心”,运行仅1年,已参与了国际行业标准的制定等重要联合科研活动。
  (二)发展不平衡,联合科研集中在少数优势学科
  在学校内部,学科发展方向不一、教师队伍国际化能力不齐、学科实力有差别,从而导致国际联合科研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化特征。少数优势学科集中了大量联合科研的资源,产生高影响力论文,更容易搭建联合科研平台,而大部分专业则仍然停留在个体化学术交流、影响力不大的阶段。具有国际化特点、较容易开展国际科研合作的学科为理科基础学科(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信息学科、医学、法学、经济管理、土木工程。武汉大学现有的较为活跃的联合科研平台也均来自上述学科。
  部分学科,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和横向大项目较多的工科,由于国情不同以及学科在不同国家的发展阶段不同,大部分国际化程度不高或者国际合作集中在某一较小领域。例如,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科在该校工科中学科实力较强,但由于中国对水电工程技术的发展需求比国外更为迫切,该学科更为注重国内合作与发展,学院内部积极推进国际联合科研活动的专业为节水灌溉。“国际水资源联合研究中心”以“节水灌溉”专业为依托,建立了相对完善的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流合作的研究网络。面临类似问题的还有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特高压电网技术为中国特色,联合科研的空间相对较小。
  (三)评价导向不聚集,全员参与度不够
  现有的科研评价体系侧重于衡量科研投入规模,而国际科研合作通常周期长、程序复杂、中外双评审、见效慢,因此,许多教师往往会选择易上手、见效快的项目。目前,武汉大学国际合作项目的申请者多为30~40岁之间的年轻教师。2018年,武汉大学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总数为1760项(其中,国际合作专项为78项),获批项目总数为461项(国际合作专项获批数目为16项)。可见,国际合作专项的申报数量并不多,同时获批比例低于国内项目。
  虽然在国家“千人计划”和“青年千人计划”等人才项目的支持下,“985工程”高校引进了许多具有海外教育背景的学术带头人和青年学者,改善了人才队伍国际化能力不足的瓶颈。武汉大学45岁以下拥有海外学习和工作背景的教师占80%,但是,教师全员参与国际联合科研的积极性和具有较强国际交往能力的师资比例仍不高,能够参与有影响力的国际性课题、在学术上与外方深度合作的教师主要是依靠拥有海外博士学位的教师,而这批人员在武汉大学占比为10%,比例仍有待进一步提高。
 
  四、深化对国际科研合作的思考
 
  (一)建立有效协同管理机制,精准发力,推动资源配置的科学性
  国际科研合作属于交叉管理领域,需要多个职能部门形成合力,特别是外事部门和分管科研的职能部门通力合作,方能更有成效。科研管理部门比外事部门更了解学科优劣势、师资配备情况和研究领域,但是许多国际联合科研项目的获取渠道却在外事主管部门。同时,科研管理部门,特别是分管自然科学领域的科研职能部门由于项目多、任务重,无法给予国际科研合作较多的关注。因此,亟待建立有效的联合管理机制,提升管理专业性和资源配置的科学性。
  具体而言,以武汉大学为例,自2014年开始,该校外事主管部门与科研主管部门合作,共同从“70后学术团队”获批者中选拔优秀学者参加哈佛燕京学社的全球遴选,提高了中标比例。而这种有效的协同管理机制对于联合科研平台的快速成长而言意义重大,可以更加有效整合校内科研资源,精准发力。又如,武汉大学目前共有9个“111”引智基地,数量位居全国前列。2018年政府机构改革前,学校科技主管部门负责向教育部科技司申报新基地。新基地获批后,经费由国家外国专家局下拨,学校国际合作主管部门划拨经费并督促提交成果报告。整体而言,基地的成果效益和管理发展很不均衡,较为松散。行政管理条块分割,影响了管理效率。
  (二)加大经费投入,将联合科研建成教研融合的国际化发展平台
  学校从外事口列支的国际科研合作经费只是项目培育性经费,距离大力推动国际科研合作尚有不小距离,特别是对一些与世界知名高校合作的重点项目应加大投入力度。对于培育期的联合科研平台而言,较为充足的经费支持是促使双方学者快速对接、产生成果的重要因素。
  例如,武汉大学国际交流部主动策划,投入专项经费与海外合作高校共同出资设立“国际学术合作培育项目”,该项目自2016年启动,不断加大投入,连续资助三年,得到了国外合作院校的积极回应和校内教师的踊跃参与,促进成立了一批研究中心(如2017年教育部批准备案的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和非洲研究中心),产生了一些跨学科的国际合作项目(如武汉大学与巴黎七大“天空意象”交流项目),促成了经济与管理学院和英国利兹大学成功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理事会联合资助项目。
  教师是国际科研活动的主体,研究生作为教师科研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参与导师国际科研活动的生力军。中方教师选派学生赴外方教师实验室实习或开展联合课题攻关,既可以保持学术联系,又可以促进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将联合科研平台建设作为教学与科研协同发展的重要支点。例如,“‘一带一路’健康研究院”选派多名研究生参加该研究院赴尼泊尔开展的联合科研项目,不仅产出了高水平论文,而且部分参与学生也因此被美国杜克大学和昆山杜克大学选中,受邀参加该校的境外科研项目。
  (三)优化激励机制,调动全员参与热情,发挥青年教师骨干作用
  在武汉大学的院系年终绩效考核中,国际科研合作的权重较大,但是由于绩效性质为奖励性绩效,绩效产生的实际效果不够显著。同时,开展国际科研合作、联合申请科研课题、开展国际交流需要教师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联合科研仍然是部分特别优秀学者从事的工作。目前的物质激励机制对部分学科,尤其是工科国际科研合作的发展作用有限,尚未形成有效的激励效应,急需优化。建议将国际联合科研从奖励性绩效改为约束性绩效。
  另外,在国家人才政策的支持下,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教师队伍的高端人才结构得到很大改善。截至目前,武汉大学45岁以下拥有海外博士学位或者具有访学工作经历的专任教师占人员总数的80%。同时,近几年,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引进了大量具有海外博士学位的国际化人才,可以考虑针对引进人才设计相应的激励机制,充分利用好他们海外资源多、国际交往能力强等特点。
  参考文献:
  [1]刘思亮,夏泉.联合实验室-构建高水平科研平台[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15(10):242-244.
  [2]郑如青,张琰.北京大学科研国际合作的成效与发展对策[J].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9):851-854.
  [3]刘芳,甄树宁,杨歌,毛雪鸥.清华大学联合共建科研机构管理模式探析[J].中国高校科技,2017(8):4-6.
  [4]孙雪珂,张力玮. 发挥学科优势,开拓联合科研新领域[J].世界教育信息,2016(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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