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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多样性而辩

发布时间:2018-06-14    来源:《世界教育信息》2018年第11期
导读
作者简介:温德尔·贝瑞(Wendell Berry),美国小说家,诗人,环保行动者,文化批评家,农民。贝瑞著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诗集、散文集50余部。他是2012年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国家人文勋章获得者,第41届杰斐逊人文讲座(Jefferson Lecture in the Humanities)的演讲者,2013年美国人文与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贝瑞除了断断续续在纽约大学和肯塔基大学任教十余年外,几乎一辈子都在祖祖辈辈六代人务农的肯塔基家乡务农。
  优美的解决之道应当契合一个地方的独特性。
——约翰·陶德(John Todd)
  
  我生活在肯塔基州亨利县(Henry County, Kentucky)北角,一辈子对家乡熟稔于心。这片乡村丘陵连绵,地貌多样,主要特征为:
  第一,一大片起伏的高地,有的土壤肥沃,有的则因滥用而贫瘠。这里十分适合混合耕作(fixed farming),这本是当地传统,但如今多样性已大不如上辈人耕作时的情形。此地可适度采用中耕(row-cropping),但即便位置最好的岭地也容易水土流失,因此每年开垦的面积不应超过一成。这类土地的维护需要草甸和牧群;只有这样因地制宜,才能地尽其利。
  第二,濒临溪谷和肯塔基河(Kentucky River)的丛林断崖。在这样的区域,这类山崖过去大多被毁林耕种。耕种显然是错误的,伐木也只能依靠娴熟的技术谨慎而为(因为这种脆弱地形极易水土流失)。如今这类地形基本上被森林覆盖,但原始林已所剩无几。
  第三,断崖下以及别处较为平缓的坡地。其中有些地方长有草甸,如若精心照料,它们可以作为牧场。二战以前人们经常以刀耕火种的方式在此耕种,结果土壤被严重破坏。如今这类土地大多由30~40龄的树木覆盖。
  第四,有河床和溪流的谷地,有的地方有洪涝之虞。这类土地大多适合密集型中耕(intensive row-cropping),但是在工业化农业(industrial agriculture)的统治下,有些地已不堪重负。
  这四类地形只是笼统区分,具体而言这片乡野极为多样化。根据我对家乡的了解和务农的经验,这里的地貌呈现出形形色色的细微差别,比如土质的差异,坡度的不同,隐蔽性和渗水性的区别,地里石头的多寡等。在形形色色的欧洲人占据美国这个角落的两百年间,如遇太平年代,善良的人们往往会善用(good use)这里最肥沃的土地。但因世事动荡,或愚昧贪婪,或生活所迫,这片土地亦难逃被滥用的厄运。局部地区——尤其是陡峭的或边缘的地带——从未被善用。国民经济的变迁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种种烙印,但几乎看不出任何保育(care)的痕迹。想要让这片土地立刻获得最好的保护,目前看来是不大可能的。现今的经济模式是怂恿土地拥有者(landowners)通过糟蹋土地来牟利。
  美国经济联接着这一方水土——与此相仿,美国经济与任何一所大学也关系密切——但这种关系是前者对后者的漠不关心,前者对后者的投入捉襟见肘。甚至完全是愈演愈烈的榨取的关系。自拓荒时代以来,本地产品越来越需要远销外地才能产生收益。同样,一批批最优秀的年轻人离开家乡接受大学教育,取得所谓(往往以文凭决定的)“职业地位”,然后以糟蹋自己故乡这样的地方而谋生。熟人社区被破坏,地方经济被瓦解,一片片这样的土地的生态健康被戕害;这一切没有被算作损失,甚至很少有人后悔这是“进步的代价”(price of progress),而竟然几乎成了全民推崇的目标。
  最近,我在清晨广播节目里听到一位大学经济学家阐述非农就业(off-farm work)对农村妇女的益处:越来越多的妇女获得了脱离农业的工作,这使得她们获得了与务农平等的“全职”地位。其实这只是农业陷入绝境和农村生活困顿的征兆,但该学者对此只字不提,也只字不提这些妇女过去在农场上对家庭经济和生活的贡献。对妇女而言,在农场上安居乐业难道不是真正的“全职”吗?据说,如今她们在外面“能挣得全家总收入的45%”;据说,这意味着她们“地位的提高”。仿佛这两条就可以抵消其他一切损失。农耕家庭(the farm family)为不断破坏农村生活的经济模式提供了劳动力和(日益增长的)消费能力,这竟然被当作“进步”(improvement)。这种无知的思维的背后,是用抽象而又极短期的货币价值取代一个个家庭和社区的具体而微的核心价值。显而易见,我们的思维不能再沉湎于个体的经济功能(the economic functions of individuals),而是要学会思考社区和家庭的经济功能(the economic functions of communities and households)。我们需要理解“一方水土”(the place)的长远的经济形态——把一个“地方”(the place)当作人类和其他生物共同栖居的家园,而不是可利用的资源。
  如果农民选择了“非农就业”,结果会如何?直接后果是,这部分劳动力被农药化肥、机器和其他农资代替,而提供这些物资的经济形态对农业是冷漠的、有害的。这意味着留在土地上的农民迫于经济压力不得不破坏土壤生态环境。随之而来的是土壤侵蚀,水土空气污染,林地被滥砍滥伐,无法直接产生经济回报的东西都被忽视。很多人认为这一切都是正常的生产成本。
  这还意味着,在教育界和领导层,土地生态、人类社区等因素很少被纳入思考范围,这种思维的缺陷正在酿造恶果。但是,如果人们生活在乡下,如果他们热爱家乡,那么他们的思维是无法逃避现实的。就我所描述的这片乡村而言,目前难以想象生机勃勃的本地社会经济将以何种面貌出现。但是,如果我们热爱乡村,我们必须努力探索;如果我们热爱乡村,我们必须知难而进。
  首先需要指出两条显而易见的事实。一是目前大多数农村地区的经济完全依赖初级产品的输出,这样的地方经济是毁灭性的。二是凌驾于单一、被动的地方经济之上的宏观经济是极其复杂的、扩张性的,其后果也将是毁灭性的。每一个农村区域都有它的特质和丰富的潜力,但是单一的经济结构使它们极为脆弱,极易遭受各种风险。而事实上,它们能够(而且需要)从土地上生产出多样化的产品,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多样化的本地经济。
  我们需要为乡村自身及周边城镇生产最为丰富多样的本地食物:肉类、谷物、蔬菜、水果、坚果、乳制品和禽蛋。我们的水塘和溪流应该保证可持续的水产。我们的林地需要得到精心的可持续管理,科学合理的伐木,以提供多种用途的各类木材:柴薪、篱笆木桩、建筑木料、家具用的优良木材等。
  我们还要让当地人更加珍视这些本地产品。我们需要的不是某些“开发商”热衷的大工厂。让大量人口蜂拥着去制造电脑或汽车,那就像让全村人种植玉米、圣诞树或纸浆木一样错误;那会消解我们作为一个社区和一方水土(as a community and as a place)的价值,那是对每个人的才能的侮辱。
  相反,我们需要一个分布式、小规模的各行各业的体系(a system of decentralized,small-scale industries),从事农林牧副渔的再加工:小型的乳品厂、奶酪作坊、罐头厂、磨坊、锯木厂、家具厂等。“小规模”是指它们的规模不至于破坏乡村的风貌、生态和宁静。如果某个工厂开始“发展”(grow)或者在夜晚/星期天发出噪音,那意味着别处需要再建一家小规模的工厂。如果有任何垃圾产生,那意味着村里需要换一种企业。如果某个企业或工厂在排放毒素或污染物,那说明某些环节一定错了,因而需要纠正。与大规模相比,小规模自然意味着人们更能想象改良和纠错的可能,并付诸行动。
  行文至此,我意识到我的论点已经逾越了这个“现实的”(realistic)社会中人人皆知的界限。有人会认为我已经陷入“乌托邦主义”(utopianism)或者想入非非。如果我不设法辩护,一定有人会说:“纸上谈兵说得好听,但是请您现实一点!”
  那么,我申辩如下。我承认,对上述梦想能否成真我并不乐观。恰恰相反,我的用意就是要面对现实(realistic),讲究务实(practical)。问题在于,根据谁的标准来定义现实?是按照工业经济和军事化国家的规定,还是忠实于我所熟知的现实?我认为,如果一个经济体可以摈弃一个社区或一方水土的生命,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生命的价值,那么我认为这种经济是不现实的,因而也是不可容忍的。我在扪心自问——我相信,我们必须扪心自问——人有何用?地有何用?物有何用?难道这些不是最基本的问题吗?难道我们不能带着真情实感来思考这些问题吗?
  如果我们想要实现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那么我们就要面对这样一条法则:越追求善用(如精耕细作),使用的规模(即操作的范围)就越小,所需工具越简单,方法和技艺越复杂。这是一条我们难以置信的法则,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思维恰好相反。然而我们的经验一再无可辩驳地表明,这条法则是成立的,违背这条法则就会被惩罚。
  我主张多样性,不仅因为多样性是怡人的天然事实,而且因为多样性是我们迫切需要的,多多益善。比如前文描绘的乡野。有生以来我对这一方水土十分熟悉,听见过无数人谈论这个地方。25年来,我在这里务农,利用其中一小块地维持生计,种地的同时也在改善环境。经过一番番成功与失败,我些微懂得了这片土地。然而我敢肯定,自己还没有掌握善用这片土地的最佳方式。我相信别人也是如此。在有生之年我大概也看不到它臻于完美的样子。但我渐渐读懂了土地真正的需要:在每一个角落,它需要的就是多样性。我所见识的每一片美国乡村,最需要的就是多样性。我们需要更加丰富的物种多样性,农作物和牲畜品种的多样性,人的技艺和方法的多样性,只有这样人们才能以更加敏锐、更加优美的方式因地制宜地善用一方水土。简言之,我们脚下的土地在向我们提问,有些是迫切的问题,然而我们并不知道答案。
  如果我们想要答案,想要可行的答案,那只能与土地及其使用者一同探寻,某种程度上只能由守护在土地上的人们自己去探寻。居高临下的(农业)政策和技术从来不考虑人与土地的本质与需求,因此不曾奏效,也不会奏效。优良的农林业不可能由一个集中式经济体的办公室和实验室里自以为是的聪明人所“发明”(invented)、然后向愚笨的乡下人兜售以牟取暴利。这种方式不可能实现地尽其利。如此炮制的农业技术方法无论被冠以“工业化的”“常规的”“有机的”或者“可持续的”(industrial,or conventional,or organic,or sustainable),都不免陷入专业的条条框框,都不免轻视农民的智慧。漠视一方水土与当地人的联合(此乃根本),其结果会是破坏性的。生物学家大卫·厄仁菲尔德(David Ehrenfeld)曾经写道,致力于优良生态农业的未来科学家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为一个农民的独一无二的土地提供独一无二的解决方案”。他还说,科学的真正目的,不应该是“用一帮迷信技术的生态学家代替一帮迷信市场的销售代表”。
  如何善用我们热爱的乡村(a beloved country)?这一问题很快引申出:谁来使用它或者谁能规定它的用途?以怎样的方式来使用?如果我们仅谈如何利用“乡村”,那只是触及了一部分问题,而且仅仅是企图利用乡村的人关心的问题。只有当我们谈及“我们所热爱的乡村”——具体的人们热爱着的具体的乡村——方能有效地追问“如何善用”这个问题。正因为热爱,所以我们了解乡村的现状,深知它艰难的处境,呼吁善待乡村。现行的方式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曾经熟悉的丰富的地方文化经济(local cultures and economies)已经被扼杀或破坏。全国上下,人们企图用“土地用途”“农商”“开发”之类的概念(the concepts of “land use,”“agribusiness,”“development,” and the like)取代“好管家”、好农夫的文化(the culture of stewardship and husbandry)。这种倒退不仅是经济压力和价值错乱,而且是教育体系(尤其是大学教育)的现状所致。
  如果我们怀着诚挚的乡情讨论“土地用途”,在大学里形成的思维显然是无力的。形形色色的科学也很难派上用场,甚至可能是破坏性的,因为科学试图超越人类情感的限制和要求,不顾人类情感对行为的约束作用。一旦科学被“应用”于土地用途的开发(apply itself to land use),所谓“科学客观性”(scientific objectivity)的弊端便暴露无遗。问题的根源是,如果手段是无情的,人、地、物就不可能被善用。只有我们与土地和生灵感同身受,才能真正善用它们;同样,只有我们与土地和生灵感同身受,才能真正理解它们。如果经济学家全然不顾农户对家园的热爱,这样的经济学很容易变成破坏家庭农业的推手。如果“动物学家”(animal scientist)全然不顾牲畜是否遭受痛苦,这样的科学技术几乎必然破坏田园牧歌的古老理想,必然加剧动物的痛苦。我祈愿,把我们的乡村从冰冷抽象的实验室科学中拯救出来。
  再说“人文”(the humanities)——大学里形成的各种学科——也已经变得非常软弱。在如何善待美好乡村这一问题上,“人文”甚至是失职的(我越细想“人文”这个用词,越觉得它词不达意,姑且把它定义为“科学”以外的东西,尽管后者也词不达意)。人文之所以失职,不仅因为人文知识被误用,而且因为学院派认定它是不实用的(not applicable)。科学的客观性和专业化(objectivity and specialization)已经渗透到人文领域,已经被奉为圭臬。究其原因,我认为是人文领域在面对应用科学的可证明性、可操作性或生利性(provability, workability, or profitability of the applied sciences)时,已经病态地怀疑自己是无用的。例如,如今人们深信“一件艺术作品”(a work of art)除了自身存在以外没有其他意义。再如一首诗,即便人们认为它有意义,那也仅仅对于它的作者、它的时代或者文学程式(convention)而言有意义。简言之,诗歌一旦被创作出来,就成为古董;它是被讲解的对象,而没有教育意义(it can be taught, but it cannot teach)。人们在研究文学时,夹带着科学研究那样的“控制”欲(the anxiety for “control”),因此文学的真理性和切今之义(truth and pertinence)已经无人问津。一首诗的语境(context)仅限于它的文本(text)范围;或者反过来,它的历史和批评史的语境(context)又被当作文本(text)加以研究。尽管我不能以偏概全,但是根据我的阅读经历和对大学教育的观察,诗歌的真理性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例如,我发现,人们在研读弥尔顿的假面舞剧《科摩斯》(Comus)的时候,通常没有把它当作一部既有历史前奏又有续集的人类悲剧,而这出悲剧的教训对于今天身处困境的我们来说是何等深刻。我发现,那些伟大作品越来越成为课堂上把弄的标本,就像哲学家阿南·库马拉斯瓦米(Ananda Coomaraswamy)所教导的那样,“倘若我们所彰显的内容无法影响人们的生命、改变人们的价值,那么教育将一事无成”。我发现,无论在科学界还是人文界,这个世界越来越被当作语境而被屏蔽掉。我祈愿,把我们的乡村从人文的客观性中拯救出来。
  没有挚爱的乡村为依托,人文与科学事业会变成一种职业行为,学者的知识生涯(the intellectual life)会受制于学术的和官僚的程序。因此,大学里形成了这样一群“知识精英”,他们最大的成就,就是在晋升、科技创新、发表论文、申请项目资助等程序上游刃有余。然而,如果我们共同关注的是我们挚爱的乡村,那么学术标准就不会浮夸(inflatable),也不会缩水(deflatable)。以乡村的物质、知识、政治、生态、经济、精神等层面的健康(health)为依据,学术标准就不会假大空。我们爱乡之情有多深,学术标准就有多高;我们的愿景有多美好,学术的意义就有多美好;我们的勇气有多大,学术的动力就有多大。
  我希望人们以训练有素的目光读懂我们的乡村。我希望人们用无微不至的爱与忠诚对待我们的乡村。我希望人们满怀爱与尊重、坚韧而务实地在这片土地上劳作。每一个地方都面临实际问题,每一座村庄都拥有地方知识,每一个社群都爱自己的家乡——人文与科学只有以这样的事实为起点,才能为人们提供真实的教育——人们的眼光、知识、思考、情感和行动会牢牢根植于这片土地,而不需要出于现代化生活的本能依靠“外来的专家”(outside expert)。
  当人们想知道如何善用一片沃土或乡村时,科学家应该提供怎样的指导?当人们想知道以何种技术手段或伦理限度才能实现地尽其利时,科学家应该提供怎样的帮助?当人们想寻求实现地方善治的文化准则时,人文学者应该向科学家或者民众提供怎样的回答?面对诸如此类的问题,科学与人文有望再度联合。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科学家和艺术家可以围绕这样的问题彼此对话,通力合作。为此,大家首先要有共同的关切,愿意用共同语言进行对话。如果人们共同出于对乡村的关爱,愿意超越部门的界限或者院系的壁垒,那么,各种学科就不再是教育体制内的“利益竞争者”,而是“同道中人”,启迪民智是它们共同的归旨。只有当乡村被抽象化,沦为被抢夺的对象,才导致学科利益的竞争——而事实上,这种情况下一切利益都在竞争。
  为了保证一方热土得到爱护,科学和人文不仅需要弥合它们在“大学阶段”的割裂,而且需要重建它们与共同体文化(the common culture)的联结——我指的不是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而是那些低微的地方智慧(the low and local wisdom),一直以来它们不是被遗忘,就是沦为人类学、民俗学或“口述历史”等孤立的研究对象。
  我曾经在俄亥俄州的一所大学举办讲座,讲完后,有一位男士站起来,自称是肯塔基州的同乡。
  “你的家乡是肯塔基州哪里?”我问。
  “哦,一个你可能没有听说过的小地方——北米德尔镇(North Middletown)。”
  “我的确听说过这个地方,”我说。“那是我父亲的好友约翰·W·琼斯(John W. Jones)的家乡。”
  “啊,他是我叔叔。”
  于是,我向这位男士提起我父亲和我本人对琼斯先生的敬意。
  “我想告诉你一件关于约翰叔叔的事,”他说。
  事情是这样的:当约翰叔叔担任北米德尔镇银行行长时,他立下一条政策,任何一位想要上大学的米德尔镇高中毕业生,都可以获得一笔贷款。这件事让银行审计员惊恐万分,因为审计员发现,除了琼斯先生自己确信这是正确之举,账面上这些贷款并没有任何担保。
  结果,琼斯先生此举不仅在原则上没有错误,而且事实上,在他担任行长的那么多年,所有这些“不良贷款”(unsound loans)都被偿还了,他没有损失一分钱。
  在此,我的观点当然不是宣扬大学教育的好处。我复述这个故事的目的,是想说明,琼斯先生的举措,有赖于共同体文化所蕴含的弥足珍贵的知识(knowledge),而这种知识不是在学校课程里传授的(他帮扶的学生在大学里也没有学到这种知识)。他懂得——基于他对自己、对身处的传统、对他的社群以及其中每个人的了解——在当时的境况下,信任可以培育信誉(trust could beget trustworthiness)。显然,这种知识正是社群生活成为可能的根基,是培养人们美好品格的根基。尽管我不太相信大学能传授这种知识,但我认为大学教育应该知晓并尊重这种知识。遗憾的是,在现今的人文与科学领域,不知道哪种教学场合可以让学生起码相信(更不用说尊重)这种知识的存在。现今模式的银行学或经济学课程,肯定容不下这样的知识。这样的知识只能是社群生活的一部分,而社群生活恰恰是大多数科学家在职业拼搏道路上所忽视的;而人文学者通常认为社群已经成为历史,而这历史早已被摒弃、被遗忘或已经无关紧要。
  让我再举一个更深刻的例子。我的兄长是一位律师,最近他有一位客户,名叫本尼·耶尔瑞(Bennie Yeary)的老人,老人家在一片大约300英亩、局部森林覆盖的丘陵地区务农多年。他的农地和通往房屋的道路被电力公司毁坏了。
  为了评估农地的价值,我兄长问他是否在林子里伐过树木。耶尔瑞先生回答说,“是的,先生,自从1944年以来……但我从未洗劫过这片土地(I have never robbed the land)。我只是在我认为树林需要修整的地方伐木。我很知足,如今我每年收获的木材量……与1944年我在此刚启动锯木厂的时候相当。”
  在文学领域,善待土地、禁止掳掠的例子比比皆是。这个文学主题大概源自共同体文化,因为在那些与文学无缘的平民百姓中,就流传着这样的共识。当然,这个道理也可以从书本上学到。但是,如何在土地上安居乐业而不至于滥用土地,这是无法从书上学到的知识,这一点,在我兄长和耶尔瑞先生的进一步交谈中得到了印证。
  他们谈及道路毁坏的具体情况。老人说,电力公司毁坏了十三四个泄洪堤(water breaks)。泄洪堤是用石头和泥土垒成的矮坝,以便导引山路上的水流。这是防止路面及沿路农地水土流失的方法,是以土地为生的人保护水土的方法之一。
  “您修建好这些泄洪堤……有多久了?”
  “我在这里陆陆续续修路……大约有12年了,一点点修建起这些泄洪堤。石头是我从地里一块一块搬来的……我在路边挖出坑,把石头填进去,用大锤子把石头夯实,这样筑起这些泄洪堤。”
  可见,修筑一条呵护周边土地(而不是洗劫土地)的道路的过程,是无法从书本上学到的。因为筑路过程是长期使用这条道路的一部分,一边使用一边完善道路的过程又与这片土地的使用和改良过程密不可分。修泄洪堤的石头是从地里搬来的,这一点至关重要。耶尔瑞先生的解决方案不像惯常的工业化方式,后者会在别处制造新的问题。相反,耶尔瑞先生的解决之道,是在解决别处问题的过程中被发现的:他改良土地的工作(work)也改善了道路,可谓事半功倍。这样的工作,不仅需要合乎科学原理、精湛的技术、勤勤恳恳,而且需要在悠长的岁月中不断深入地认识本地的独特性,需要回应这个独一无二的地方的需求,不断地进行缓慢的、细微的调适。这是人类善待乡村、善用土地的一般规律。纵观欧洲传统农耕景观,我们不难发现,它们不仅是技艺的产物,更是日用之道的结晶。
  无论是制造生活必需品,还是维护乡土景观——大而言之,这就是文化的创造和承续——都是在善用中精益求精。正因如此,我为多样性而辩的最后一个论点是:如果没有多样化的人,任何其他意义上的多样性也就无从谈起。我主张的并非多样化的专家,而是以优美的方式扎根一方水土、让每一个角落都地尽其利的人们——无论是保留荒野的无用之美,还是把土地用于永续的高产(highest sustainable productivity)——这一切都需要人的多样化。生灵万物和文化形式最为丰富的多样性,不是保留地(preserves)、动物园和博物馆里展示的标本,而是多样化的人类经济活动厚生惠民的结果,是各行各业的人们创造的结果。
  在我看来,探索美好乡村的善用之道,就是“人文”之道,它与人文领域其他恒久的主题同样复杂,任务同样艰巨,旨趣同样迷人,意义同样重大。但是这与当今的知识门类和学术范畴格格不入。它既是科学,也是艺术,是知与行的合一。它是人类安康的关键所在,但它在当前的知识界尚无一席之地。当今教育已经偏离这条道路。我十分清楚,像我兄长的客户耶尔瑞先生这样的例子,在任何一所大学里会遭到怎样的嘲讽或漠视,或者会面临怎样的归类,怎样的访谈。我不知道哪一个学术领域会向他致敬。自然科学显然不会关注他,“人”文科学关心的大概也不是这样的人。我们不得不追溯文学传统——回到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回到更早的华兹华斯(Wordsworth)——才能寻见人们对他的应有的敬意。教育几乎已经抹杀他的存在。然而,只有重拾他的意义和价值,我们才能修复人文之道,无论大学内外,教育才能回归大地。
  版权信息:原文出自温德尔·贝瑞的文集《何为重中之重:回归共同福祉的经济学》(What Matters: Economics for a Renewed Commonwealth, Counterpoint Press,2010)一书第75-88页。英文原题为“An Argument for Diversity”,写于1988年。中译版已获得Counterpoint Press授权,并经作者许可。(Credit: Copyright 2010 by Wendell Berry.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Counterpoint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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