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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问题的模式思维

发布时间:2019-09-19    来源:《世界教育信息》2019年第15期
导读
当今农业面临一个困境,即工业化方法虽然很出色地解决了一些粮食生产问题,但也带来了破坏性极大的“副作用”,乃至威胁着农耕本身。若想了解这一困境的本质和严重性,也许最好的方式是认识到这一困境已经蔓延到农业以外的领域。
  当今农业面临一个困境,即工业化方法虽然很出色地解决了一些粮食生产问题,但也带来了破坏性极大的“副作用”,乃至威胁着农耕本身。若想了解这一困境的本质和严重性,也许最好的方式是认识到这一困境已经蔓延到农业以外的领域。文章开始,我最关切的是农业生产方式对土壤健康、最终对人类社区健康的破坏——这是一个何等的悖论。我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悖论在其他系统中也随处可见。例如,卫生系统反而导致污染,教育系统反而培养了部分无知的毕业生,医疗手段反而导致疾病,本应保护人民的核军备系统反而瞄准了人民。这种赫然的悖论是当今时代的一个特征:医疗措施被证明其自身存在着不可救药的问题,安全措施导致整个社区或城镇被迫撤离。只有当我们意识到,我们面临的农业困境并非农业本身的问题,而是整个时代的困境,我们才能明白这些自相矛盾的现象的根源,进而形成能够规避这些陷阱的新的判断标准。
  对于农业问题,以及整个时代的问题,大概存在以下几种解决方式。
  第一种解决方式会造成一系列的新问题,正如试图解决农业生产问题的工业化手段已经不可避免的导致了土壤养护、生态保育、经济可持续、社区健康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这种解决方式导致的新问题防不胜防,以至于在解决方式所应用的专业知识视野之外,会不知不觉衍生出新的隐患。例如,在大型饲养场里饲养肉牛,饲养流程本身就像工厂一样有序而高效,而且看似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但即便在这样的控制之内,机械化的操作会直接导致生物学紊乱。众所周知,比起牧场上的牛,这种工业化圈养牛的患病率和药物依赖性更高。
  在这样控制的边界之外,还派生出更多问题。大量的圈养肉牛涉及到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去除牛粪便,而这一问题在某个时候会演变成这些动物自身的健康问题、当地水域的健康问题、周边生态环境和人类社区的健康问题。如果不将粪肥用于滋养产出饲料的土壤,便会严重影响土壤的肥力。然而,在同一个饲养场集中大量的动物往往与其他地方大规模经济作物的单一农业是相关联的。这种单一农业模式通常伴随一系列农业相关问题,如土壤侵蚀、土壤板结、肆虐的病虫害、杂草危害等。随之而来的还有一系列农业经济问题(如对采购技术、采购燃料、化肥、农药、信贷的依赖),以及一系列的社区问题。例如,起先是地方人口的流失,然后是各种资源、服务、市场等日益被转移到更加遥远的地方。可以说,只要稍加留意这些问题是如何泛滥的,我们就能认识到这种解决模式的危害已经波及到城市生活、整个国民经济和文化的命脉。
  第二种解决方式会立即使意欲解决的问题更加严重,导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恶性循环,即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措施彼此不断放大,而且这种互害的逻辑可以无休止地继续下去。例如,土壤板结问题只能用更大型的拖拉机去“解决”,但是这些大型设备导致土壤更加板结,从而需要更大型的拖拉机,如此循环。在煤炭发电厂和空调之间也存在这样的互害关系。这种解决方式的特征是,除了燃料和设备提供商挣得盆满钵盈,没有人能从中获得惠益。
  以上两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显然是很糟糕的,因为它们总是以牺牲一方或多方利益来服务某种利益。而且我相信,如果对它们造成的所有后果进行核算,往往(如果不是必然地)给自然、农业和人类福祉带来的是净损失(net loss)。
  根据这两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或许对问题的界定是错误的,或许界定过于狭隘而导致产生假问题。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无论是出于逐利还是流行的盲目思维,将农业问题仅仅定义为“农业的”问题——或者仅仅是生产、科技或者经济难题——那么显然意味着对问题的误解。我们必须用完整而全面的思维解决问题,而不是对问题的某个可辨别部分或可简化部分进行修修补补。
  这两种解决问题的方式都无法使问题得到根本解决。更大型的拖拉机解决不了土壤板结问题,空调也无法解决空气污染问题。大型封闭式圈养不能解决食物生产问题;相反,这种做法只不过是人们贪婪地从粮食生产中获得巨额利润的途径。从根本上讲,食物生产问题是土壤、动植物和人类在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中产生的。因此,真正能解决食物生产问题的方案应该有益于生态环境、农业和文化的健康。
  也许只有我们有意识地将健康作为终极目标,才能发现第三种解决方式,即一个解决方案能引发一系列解决方案。例如,人们在种植饲料的农场中饲养肉类动物,或者在养殖场中种植动物需要吃的饲料——这里蕴含了一种独特的解决方式。即便如此简单的描述,也意味着对模式(pattern)和质量(quality)的关切;一提到质量,食物生产这桩事就变得有些复杂。农民让动物与植物处于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因此必须考虑如何保持某种平衡或对称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农场代表了一种互惠互利的相互依存模式,这种依存是生态意义上的,而非工业或产业意义上的,而且这种模式关系到土壤肥力、农牧业精耕细作、经济可持续、卫生等一系列事宜的解决方案。简言之,一系列复杂问题的解决之道归根到底都能促进“健康”:土壤的健康、动植物的健康、农场和农民的健康、农民家庭和农村社区的健康等——这一切构成了巢状的、相互嵌套的模式,或者可以称之为“诸多模式的模式”(pattern of patterns)。
  因此,一个糟糕的解决方案之所以糟糕,是因为这种方案破坏了它所处的更宽广的诸多模式。这种方案之所以有破坏性,主要是由于在制定方案时,人们对那些更宽广的模式是无知或者无视的。糟糕的方案只能实现一个单一的目的,如提高产量。这种方案的最典型特征是,猛增的产量是以过分的生态损失和社会损失为代价的。
  一个优良的解决方案之所以优良,是因为它与所处的宽广的诸多模式是和谐的——而且我认为,这种和谐在本质上具有同构性(analogy)。一个糟糕的方案采用的解决方式,相当于疾病或者成瘾症在体内发作的机制。而一个优良的方案在诸多宽广模式中的位置,相当于健康器官在体内工作。但同时必须指出,相较于机械主义或工业化思维,一个健康的器官并不为身体“提供”健康,不是为了身体健康而过度消耗,而是属于身体健康的一部分。器官的健康和有机体(organism)的健康是合一的,正如有机体的健康和生态系统的健康是合一的。器官的结构、有机体的结构、生态系统的结构——正如生态设计师约翰·托德(John Todd)所精辟阐述地那样——属于一系列同构的整体,小到细胞器,大到生物圈,无不如此。
  当然,若没有证据和实践能表明优良解决方案的存在,那么深入讨论这种解决之道将是徒劳无益的。我们在《新农场》(The New Farm)杂志的任务之一就是寻找并理解那些能够顺应整全健康要求的农民们的做法。在这些有着卓越才能的农民中,厄尔·F·斯宾塞(Earl F. Spencer)以超群的智慧堪称典范。
  斯宾塞在纽约州帕拉丁桥镇(Palatine Bridge)附近有一片250英亩的农场。1972年之前,他遵循的是“常规”的方案,目标是将他的牲畜数量扩大到120头奶牛。根据这个方案,充当饲料的谷物全部需要购买;此外,那时他每年已经需要消耗30多吨的商业肥料。但是在1972年,当他的牛群增加到70头时,他的收成因为降雨而减半。他面临的选择是显而易见的:或者每年购买一半饲料,或者卖掉一半牛群。
  他选择了后者。这个决定非同一般,因为它考验着他特立独行的智慧。不过,斯宾塞的品格和智慧在接下来的一步更令人敬佩,即他明白自己最初的决定意味着他的农耕模式、务农生涯、以及抱持的预设都要发生深刻的改变。在牛群减半之后,斯宾塞发现,在原来的规模下,他的农业投入品库存过多,而且一直在滥用土地。在120英亩的耕地上,他种植了60英亩的玉米和60英亩的苜蓿。在大部分耕地上,他连续三年都种植玉米。他恍然发现以往的做法有着更深层的根源,而且其后果相当严重:对采购品的过度依赖、土壤结构恶化、有机质含量下降、不断恶化的土壤侵蚀、在大量使用化肥的情况下农作物产量依然下降等。此外,由于他使用大量浓缩饲料,奶牛出现了严重的消化疾病和其他健康问题。
  他开始反思有关土地和生灵的本质问题,并且思考能否在它们的需求和自己的需求之间达至某种平衡。他的结论是,“与自然实现平衡就意味着成功”。他说,他的农场过去一直在“疲于奔命”,而现在他要让农场放慢节奏,学会“散步”。
  在他做出减少牛群的关键决定之后,他还落实了其他几项实际举措:
  ·制定一项五年计划(后来延长至八年),逐步完全杜绝购买肥料;
  ·制定一项建造混凝土粪坑的计划,以增加并优化对粪肥的使用;
  ·采用更好的农牧业精耕细作、更加频繁的轮作,以及更合理的时间安排;
  ·逐渐减少饲料中的谷物成分,同时增加粗饲料的比例,迄今,已经实现谷物量的减半,即从每头牛约6000磅减少到约3000磅;
  ·开展奶牛育种项目,优选能“提高粗饲料转换率”的品种。

  最切实的结果就是生产成本“急剧下降”,而且每头奶牛的牛奶产量增加了1500~2000磅。此外,整个农场的健康状况有所改善。为此,斯宾塞获得了道义上的满足感。不过,他也深知这不仅是道义上的满足,而且也给他带来实实在在的农事上的收益和经济上的收益:“牛群是以前的一半,喂食的谷物只有原来的一半,因此现在我们只需要连续种两年的玉米。少种玉米意味着少开垦、种植和收获过程中能耗减少、昂贵的设备的磨损减少。”兽医费用也随之减少了。而且,如果该计划坚持到1981年,他将不再需要购买任何商业肥料。
  通过斯宾塞和其他模范农民的工作,并根据对农耕实践的破坏性的进一步认识,我们便可以为农耕制定一套至关重要的原则。我知道下列原则从某种程度上讲只是经验之谈,但我仍然相信这套原则能够帮助我们辨别健康的农场与不健康的农场,辨别过度简单化的解决问题的思维(只是出于诸如利润或产量的单一目的)和缜密的生态思维(可以实现整全的健康、高品质或者整体模式的和谐)。对我而言,这些原则是普遍适用的,这也印证了它们的有效性。无论是设计污水系统、营造人居环境,还是经营农场,这些原则都可以让我们得心应手。
  ·好的解决方案遵从既定的限度,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就地取材。解决方案越好高骛远,就越值得怀疑。诚然,人们可能会嫌一个农场的规模太小,但需要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扩大规模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方案,因为在解决某一个问题时,它会引发其另一个问题,甚至酿成多个问题。
  ·好的解决方案也遵从相应的律令。农业问题应该通过农业的方式解决,而非科技或经济的方式。
  ·好的解决方案可以促进一个模式中的要素的平衡、对称或者和谐,而不是在放大该模式的某个局部的同时牺牲或忽视其他部分。好的解决方案是基于质的(qualitative)。
  ·好的解决方案能解决多个问题,而不会制造新问题。我指的是重视整全的健康,而不是任何浅表的治疗,重视模式的协同,而不是零零碎碎或孤立的办法。乍一看,将有机废物返回土壤是个不言而喻的好办法。其实未必如此。使这个好办法成立的前提是,在遵循农耕模式的情况下,在适当的时间把废弃物返回到适当的地方,而且废物不能含毒素,量不能过大,也不能在运输上耗费过多的精力和资金。
  ·好的解决方案符合一系列标准,从各方面看都是优良的。一家找到了适宜的农耕方式的农场,一定是肥沃的、富饶的、健康的、生态保育良好的、美的、宜居的。当然,这样的标准显然会受到限制:如果农场所处的更广的模式被扭曲,农场上生生不息的模式会受到负面影响。例如,如果一个工业化的国民经济体系中农业收入注定是低微的,成本是高昂的,那么农民显然很难维持健康的生计。但是,即便面对这样的大环境,最善于生存下来的农民不会完全抛弃农业、继而过度依赖工业或银行业。这样的人当然还是像农民那样生活,而不是蜕变成商人。这对小农来说尤其如此。
  ·好的解决方案能明确区分生物秩序和机械秩序,能明确区分农业和工业。无法做出这种区分的农民沦为设备供应商的理想客户,因为这些农民往往认识不到土壤才是保障农业的根本。
  ·好的解决方案会留有较大余地(margins),以保证一个方案的失灵不会葬送其他方案的可能性。工业化农业倾向于把“宝”都押在同一个地方,把“走向破产”当作唯一的结局。作为一个好的方案,种植谷物的同时不应杜绝放牧的可能,正如拥有丰富能源的同时不应忘记细水长流的重要性。
  ·好的解决方案总要解答这样一个问题,即“多少算够”(how much is enough)?工业化解决方案总是基于“从来不嫌多”的假设。但这种思维既破坏农业,也破坏自然和文化。健康的农场意味着规模有限,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对于任何一个模式,都存在一个限度。如果你扭曲正方形的一个角,或者拉长其中一边,正方形的形状就会被破坏。任何一项工作都有一个限度,超过了这个限度,过量意味着质差。在某些类型的工业化农业中,如商品粮的种植,人们可以用科技替代技能(参考经济学家Timothy Taylor教授的见解)。但即使在这样的农业中,这种可能性也只是一个幻觉;仅当人们漠视其后果时,才能维持这种幻觉。一旦考虑到农耕模式包含着动物,我们就会发现这种科技替代技能的幻觉是不攻自破的——因为动物的饲养完全需要依靠人的技能。健康的农场包含这样一个模式,一个人可以凭自己的心智去理解、营造、维持这个模式,根据具体情况调整这个模式,并且持续地关心这个模式。虽然这个模式的限度因农场和农民而异,但这不代表这种限度不存在。
  ·好的解决方案应该是低成本的。它不应该以一个人的痛苦或贫困为代价给另一个人带来丰盛。在农业中,所谓的“投入”(inputs),换一个角度来看,其实就是“支出”(outputs),即成本。在所有领域中,尤其是努力在工业经济中生存的农业领域,任何需要向制造商付费的解决方案都是值得怀疑的。这种方案不一定要拒绝,但通常不能轻信。
  ·好的解决方案是不断验证的结果,而不会出自在外所有者或在外专家(absentee owners or absentee experts)。我们只有在现场的精心劳作中,凭着具体的知识、虔诚和关爱,在试错中承担失误的后果——只有这样,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没有哪种实践是理论上的或者在理想头脑中进行的。没有实践经验的人提供建议或指导,或许有一定的价值,但这种价值是有限的,值得质疑的。因此,工业体系特有的对资本、管理和劳动力这三者的区分,对农耕的健康来说完全是异类——恐怕对制造业的健康来讲也是异类。一家农场的健康有赖于农民的心智,而农民的心智的健康有赖于其身体力行,心智健康的印证也在于身体力行。一个农民的心智和身体——亦管理和劳动——就像心和肺一样亲密地协作。而一家经营有方的农场的资本必须包括心智与身体合一的农民自己。农民和农场是合一的,是同一个有机体。
  ·一旦我们理解农民的身心和农场是同一个有机体,并且这个有机体的生命力有赖于它的模式是否自足和整全,那么“有机”(organic)这个词就可以纳入这一系列的原则。在前文中,我一直在定义什么是“有机”,只不过没有明确使用这个词罢了。判断一家有机农场的标准不是看它使用或规避某些方法和物质。相反,有机农场的结构应该是效仿自然系统之结构的结果;它应该具有一个有机体的整体健康、独立性和良性依赖关系。英国农艺家阿尔伯特·霍华德爵士(Sir Albert Howard)曾说过,一家精良的农场就像一片“自己施肥”的森林一样。这样来看,一家过度依靠外界输入肥力的农场,即便消耗的是饲料或粪肥,也和输出超量或输入化肥的农场一样是“不有机”的。
  ·引入“有机”这个术语能让我更加清晰有效地表达出我之前阐明或暗示的观点。在一个有机体中,对一个部分有益的东西也对另一个部分有益。有助于身体健康的东西也有助于心智健康,正如手臂的健康也会带动心脏的健康。我们知道,有时需要牺牲一部分来保全整体,如通过截肢来挽救生命。但我们也理解,这种补救方式是极端的、不可逆的,且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毕竟截肢根本无法改善健康。况且,这种治疗方式也并不安全。从趋势看,这种方式是致命的:因为即便牺牲了生命,也已经无法挽回被截除的手臂。
  ·我们大多数了解当地农业史的人也许都知道,在困难时期,为了拯救整个农场,可以牺牲一片农田。但众所周知,这种做法即便可行,也很危险。为了一片作物而牺牲表土的做法则更加危险。如果将农场视为有机体,便会发现我们不可能通过牺牲土壤的方式增进植物的健康,不能通过牺牲植物健康的方式增进动物的健康,或者通过牺牲动物健康的方式增进人的健康。从生物界的模式的角度看,工业经济背后的剥削手段和动机都具有直接的破坏性,并最终会走向自毁之路——这一点,从一个社区(共同体)的模式的角度看,亦是如此。
  ·任何一个有机模式(organic pattern)在本质上都嵌套在更广的模式中。因此,在一个模式中的妥善的解决之道能保育其所处的更广模式的整全性(integrity)。例如,一个优良的农业解决方案不会污染或侵蚀所在的水域。对水源好的,也是对土地好的;对土地好的,也是对植物好的;对植物好的,也是对动物好的;对动物好的,也是对人类好的;对人类好的,也是对空气好的;对空气好的,也是对水域好的。反之亦然。
  ·我们要切记,那些称之为“有机”的人为解决方案并不是自然的。我们所说的是有机的人造物(artifacts),只是在模仿或比拟的意义上是“有机”的。我们创设这些人造物的能力有赖于人类特有的一些美德:准确的记忆、观察力、洞察力、想象力、创新性、敬畏心、奉献、虔诚和克制。就当今世界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克制”(restraint):接受限度并且在限度内生活的能力,拒绝随波逐流或者标新立异的改变,抵制贪婪和傲慢,同时,我们还要抵御这样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这种方式仅仅是掩耳盗铃似的无视问题的存在,或者把问题当作可以接受的“此消彼长的代价”,或者将问题转嫁给子孙后代。总之,好的解决方案必须顺乎美好的品德、文化的价值和道德的律令。
  版权信息:本文出自:Wendell Berry. The Gift of Good Land (North Point Press 1981,134-145).The original title of this article is Solving for Pattern written in 1980.Translated and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North Point Press, a division of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中译版已取得该出版社授权。
 
  作者简介:温德尔·贝瑞(Wendell Berry),美国小说家、诗人、环保行动者、文化批评家、农民。贝瑞著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诗集、散文集50余部。他是2012年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人文勋章(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获得者,第41届杰斐逊人文讲座(Jefferson Lecture in the Humanities)演讲者。2013年,当选美国人文与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贝瑞除了断断续续在纽约大学和肯塔基大学任教十余年外,几乎一辈子都在祖祖辈辈六代人务农的肯塔基家乡务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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