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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世界高等教育中心转移的几点思考

发布时间:2017-11-29    来源:《世界教育信息》2017年第18期
导读
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具有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性、价值性和工具性特征。受经济发展、政治需要、文化思想等因素的影响,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历经了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5个国家之间的4次转移,并表现出一定的共性特征。对于世界高等教育中心转移的研究,能够为我国推进一流大学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借鉴。
  迈入知识经济时代,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悄然降临,尤其是大数据、“互联网+”的到来,外部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与内部理念思维的变革对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为高等教育自身的变革,也外显为不同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历史性变化。放眼全球,欧美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位居世界前列,追溯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长河,惊涛骇浪与波澜不惊共存,展现了丰富多彩的高等教育历史风貌。回眸近代高等教育,我们惊叹欧洲中世纪的萨莱诺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巴黎大学等学府的影响,反观当下,为大家交口称赞的高校则是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从传统与典雅的欧洲大陆到现代与时尚的北美大陆,人们心中神圣的高等教育殿堂悄然间发生了转移。当下,在经济全球化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背景下,无论是从思想理念、运行机制,还是从实践操作方面而言,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都会对各国和地区的高等教育产生有形或无形的影响。鉴古知今,以历史逻辑思维梳理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基本情况,从现实角度思考世界高等教育变化进程,可以反思我国高等教育建设。
  结束了30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我国社会经济迈入新的发展阶段,面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挑战。处于社会转型与高等教育转型“相互叠加”的艰难时期,如何凸显高等教育培养高素质人才的价值、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实现高等教育强国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必需解决的问题。由此,我国提出,“到2020年,高等教育结构更加合理,特色更加鲜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整体水平全面提升,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学校,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1]。在此背景之下,本研究围绕世界高等教育中心这一核心主题,拟探究以下相关问题:如何认识和理解世界高等教育中心?世界高等教育中心转移的内在影响因素有哪些,体现了怎样的外在特征?能够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哪些参考和借鉴?
 
  一、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概念界定
 
  认识和理解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概念与内涵有利于解决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及其转移的相关问题。如何界定高等教育中心的基本概念?从历史与比较的角度溯源与分析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内涵不失为一种可行方法。悠久的高等教育发展史表明,探究世界高等教育中心难以绕开世界科学中心。20世纪60年代,日本著名学者汤浅光朝采取量化统计的方式研究了《科学技术编年表》所记载的16~20世纪的重大科学成果,描绘了科学中心转移的曲线图。该研究表明,世界科学中心大致历经了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5个国家之间的4次转移[2]。这种社会现象被学界称为“汤浅现象”,并掀起了该主题的相关研究热潮,涌现出“高等教育中心”“教育活动中心”“教育发达期”“世界大学中心”等概念。
  通过阅读及梳理相关文献,本研究发现,鲜有学者对高等教育中心的概念给出明确和系统的阐释。有学者借鉴教育中心概念的解释和说明,探究了高等教育中心的内涵及其形成规律。该学者认为,高等教育中心形成于各种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经过不断地分裂和聚合,基于某特定的地域空间,以某自然区域内的一个或几个重点高等学校为核心,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口条件下,形成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格的高校群落的集合体[3]。该概念主要针对的是区域高等教育中心(如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以若干所知名高校为核心的高等教育中心)的形成与发展,并没有将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中心的变化纳入考量。有学者直接根据科学中心的概念界定标准来理解高等教育中心的内涵,认为高等教育中心指的是某个国家知名大学数超过同时期全世界知名大学数25%的国家[4]。还有学者通过量化统计的方式计算一个国家在教育史上出现的世界公认的著名教育家,将人数出现最多的时期称为教育发达期[5]。显然,这两种概念仅仅是通过某一种因素来界定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形成与变化,只能作为探究世界高等教育中心整体概念的组成部分。还有学者直接界定了世界大学中心——一个国家的教育成就(并非大学数量)在世界范围内享有崇高声望,其模式得到相对较多的他国大学的模仿。[6]
  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形成不仅体现为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内部变革,也表现为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外部关联,可以说是内外因素持续不断耦合的过程。从高等教育中心的内部表征来看,高等教育中心意味着该区域或国家的高等教育水平位居世界前列,成为其他国家或地区学习与模仿的对象,也可以说是该区域或国家处于高等教育的“输出端”。世界一流大学的数量、世界知名学者的数量及贡献度、研究成果的影响力、国际生源的比重等方面是一个区域或国家的高等教育水平最直接的表现。如近一个世纪,美国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输入国与高等教育服务出口国,在诺贝尔奖获奖人数、世界一流大学数量、国际学生流向比重、科研论文引用频次等指标都位居世界前列,这也是世界高等教育中心“花落”美国的最有利证据。从高等教育中心的外部关系来看,一般意义而言,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形成并不是高等教育孤立地自我发展,而是高等教育与外部关系互动的产物,即高等教育中心的形成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组成部分。世界高等教育中心与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相关,世界或国家经济中心的形成往往会促成该地高等教育中心的出现。正如潘懋元先生就教育外部关系规律指出,高等教育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相互影响、相得益彰。除此之外,高校作为一个知识型组织,承担着知识传播、传承与创造的责任,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科学技术的革新与发展。诚如有学者所言,从欧洲中世纪大学诞生以来,科学中心转移与高等教育中心转移之间就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总体而言,高等教育中心先于科学中心形成,高等教育中心的每一次转移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科学中心的转移,为科学中心的转移提供了重要基础与前提。[7]
  综合以上论述,本研究认为,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概念可以为,一定时期内,受社会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对其他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他国学习、借鉴的对象。具体表现为拥有一批世界级高水平大学和学者;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取得了诸多科研创新成果;是重要的高等教育输出国。
 
  二、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本质解读
 
  无论是回眸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还是慎思高等教育发展的现状,无论是分析高等教育中心内部表征还是梳理高等教育中心外部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诸多学者主要关注的是高等教育中心的外表层面,而高等教育中心更为深层次的意义仍然有待思考和探究。
  (一)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性
  如何解读高等教育中心的本质?求本需溯源,从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可发现呈现“朵朵浪花”的根本原因。相较于逻辑的理论概括,历史的发展过程更具有独特的地位和影响力[8]。不可否认,高等教育中心的形成及其变化是高等教育自身的一种发展过程,体现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性。经济发展、文艺复兴以及历史底蕴哺育了人类的“智慧之花”,中世纪大学的出现犹如一道理性光芒,照亮了整个欧洲大陆,也成为近现代高等教育之滥觞。显然,历史前进的脚步不会停止,英法高等教育的辉煌和成就成为一种历史,恰如有学者感慨道,英格兰已然成为过眼烟云,法兰西也为人们所忽视,它们被认为学术的土壤不够肥沃[9]。19世纪初期,德国开始了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进程,柏林大学的创办及其发展就像一个发出耀眼光芒的燃烧点,持续不断地维持着光亮的存在[10]。当前,美国大学已经成为其他国家竞相学习的主要模式[11]。这段看似简单的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呈现在当前研究者视线中的却是不同国家高等教育发达期的转变,同样承载了人类对无穷知识的不懈追求,具体化为探索知识的方式和内容变革。不得不承认,这是高等教育发展历史的一种展现方式。
  (二)高等教育发展的价值性
  虽然历经数百年历史,依旧精神焕发;尽管饱受风吹雨打,仍然活力无限。这便是高等教育的魅力所在。众所周知,认识和理解高等教育中心无法避开高等教育发展的价值意义。一方面,从高等教育功能层面来看,高等教育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功能,高等教育的发展培养了大批社会发展所需的人才,满足国家治理、经济发展等需要,继承并发扬了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社会发展的精神食粮;另一方面,从大学职能层面来看,高校具有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职能,处于社会结构之中而不是之外的现代大学已经演变为一种超级复合的社会组织,沟通生活各界、身兼多种功能,而不再是传统的修道院式的封闭机构[12]。大学从纽曼眼中的“乡村”,发展为弗莱克斯纳眼中的“市镇”,乃至当前金耀基眼中的“城市”,已成为“知识工业”(knowledge industry)之重地。高等教育的作用和地位日益得到整个社会的认可,置身于一种充满变革的社会之中,寻求高等教育的价值性是高等教育中心得以形成及其转移的内在动力。
  (三)高等教育发展的工具性
  恰恰因为高等教育具有难以替代的价值性,如何发挥和体现其价值便成为人们思考的现实问题。在布鲁贝克看来,探究高深学问是高等教育哲学的基础和逻辑起点,大学除了追求知识发展外,也越来越受到政治哲学的制约。换而言之,大学通过知识论和政治论确立其自身的地位,其中,政治论哲学把高深学问作为手段,以达到服务国家的目的[13]。尤其是在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时代,全球化与国际化席卷了高等教育,如何以高等教育为催化剂驱动国家创新发展?如何以高等教育为手段提升科学技术水平?如何以高等教育为抓手提升国家影响力和话语权?对于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新兴发展中国家而言,高等教育水平提高有助于其发展进入一个更高阶段,从而实现经济和发展转型。另外,在人力资本理论以及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下,人们愈发关注公共资源使用效率,许多国家和高等院校把高等教育视为其服务的出口部分和额外收入的来源,为了实现大学的创收以及创收方式的多元化,政府鼓励大学生源国际化,科研成果商业化。如澳大利亚利用自身的高等教育优势,积极发展高等教育出口产业,提升高校收入在国家收入中的比重。
 
  三、世界高等教育中心转移的动力机制
 
  掀开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我们会发现:意大利为中世纪大学的诞生地,自然也成为最早的世界高等教育中心;随后,世界高等教育中心转移至英国、法国;19世纪中叶,德国成为来自世界各国求学者的“圣地”,形成了新的世界高等教育中心;一战之后,美国高等教育逐步崛起,取代德国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新引领者[14]。推动世界高等教育中心转移是多方面因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笔者认为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原因如下。
  其一,经济发展是世界高等教育中心转移的根本要求。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人们开展“闲逸的好奇”活动提供了充实的物质基础。换个角度来说,社会经济的发展也需要高等教育培养更多的专业人才,特别是处于转型期的社会,高校培养的人才能否适应或者契合岗位的需要是衡量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参考。高等教育中心的形成及其转移既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结果,也是高等教育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表现。如意大利之所以成为第一个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其经济发展功不可没。
  其二,政治因素是世界高等教育中心转移的直接需要。政治力量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干预和影响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即便是在大学诞生之初,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中随处可见“教会之手”。在经济发展、社会变革等因素的影响下,登上历史舞台的政治力量必然代表着自身阶层的利益,也希望通过高等教育的发展维护自身的统治。例如,法国在18世纪处于经济上升阶段,其经济发展表现出了一定的特征,催生了一定的政治诉求。国债、包税制度等金融资本得到空前发展,自由派贵族积极参与商业活动,规模小、数量大的富农经济成为法国大革命前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代表。由此,政府希望通过大力发展高等教育,获取更多的科研成果以推动社会进步。
  其三,思想文化是世界高等教育中心转移的潜在基础。当前,文化传承与创新成为众多学者在探讨高校职能话题之时共同的主题词,从中可见思想文化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性。思想文化的价值和作用在高等教育中心的历次转移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意大利高等教育中心形成之时,文艺复兴体现出的人文主义文化重视人的地位和价值,要求解放人性。因此,为摆脱中世纪教会对学校教育的垄断,各类世俗学校得以兴办,以探求培养个性发展且符合当时社会需要的人才成为推动教育发展的基础。思想启蒙运动开展之际,作为主阵地的法国逐步展现出其独特的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交织、唯理主义怀疑论与唯物主义决定论并存的风格传统[15]。深刻影响了自然科学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地位。
 
  四、世界高等教育中心转移的外在特征
 
  世界高等教育的5个中心、4次转移构成了整个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璀璨历史,虽然是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5个国家,但是就他们的高等教育发展历程来看,不难发现一些共通之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高等教育本身来看,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转移直接的现实表征就是高等教育本身的发展。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一个借鉴与创新并重,最终实现蜕化的过程。这里的蜕化并不是指后者对前者的重大推翻与变革,而是指由于政治、经济(特别是劳动力市场)、文化等领域的环境变迁使得高等教育不得不做出相应的改变,具体表现为某一方面的改革,并且这种变革经历了较长的历史时期,促进了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表明,高等教育中心的每次转移都激发了大学发展的活力,刺激了大学发展的神经,涌现了一批世界知名大学和著名学者。
  其次,从高校功能变革来看,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转移丰富了高校功能,推动了高校功能的变革。根据基本功能,近现代大学可以划分为教学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和教学研究创业型大学。教学型大学主要指意大利早期的博洛尼亚大学,英国早期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以及法国早期的巴黎大学这些中世纪“原型大学”,其主要职能仅仅是纯粹教学、保存和传播知识。教学研究型大学出现于洪堡创立的柏林大学之后,其主要的表现是在原有教学职能基础上侧重于知识的研究与创新。教学研究创业型大学则是兴起于美国威斯康星理念和“康奈尔计划”之后,特别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及普及化阶段,强调高校应该走进社会、融入社会,高校的资源应该与社会共享,服务社会成为大学发展的又一项重要职能。
  最后,从高等教育结构来看,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转移告诉我们,大学已经步入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心,高等教育功能日益多元化。结构决定功能,功能在一定条件下反作用于结构。高等教育功能的改变对高等教育结构会产生一定影响。高等教育结构包括宏观结构、微观结构、个体结构。宏观结构包括层次机构、课程与专业结构、形式结构、地区结构,微观结构包括专业结构、课程结构、师资结构、基础设计结构等。随着高等教育中心的转移,不管是宏观结构还是微观结构,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比如在高等教育形式结构方面,形成了普通高等学校与成人高等学校、职业高等学校并存,公办高等学校与民办高等学校并存的局面,在课程与专业结构中,学科理论内容增加了实践内容,尤其是“互联网+”与教育的结合使得课程与专业结构日益复杂多样。
 
  五、结语
 
  通过对世界高等教育中心转移进行思考与分析,我们发现,一方面,高等教育中心的转移受制于该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多方面的影响,反映了该国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另一方面,高等教育中心的转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历经了一个漫长的准备过程。展望未来,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如何?世界高等教育中心是否会再次转移?如果转移,下一个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将会在哪里?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无法做出准确判断,但是,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出现与转移必然是偶然因素与必然因素的有机结合。
  中国能否成为下一个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如何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随着我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制造国和产品贸易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在国际社会的地位日益重要、话语力量日益强大,如何增强我国的软实力,尤其是通过高等教育的价值和作用培养高素质人才,成为当前我国发展为世界级强国需要思考的问题。培养一流人才、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需要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于我国而言,应该充分认识到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和特殊性。特别值得思考的是,我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任务,在迈入高等教育普及化之际,促进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凸显高等教育的价值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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